"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观众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和科学技术成就。无论是中国古代的陶瓷、书法、雕塑还是现代的艺术品，都能在其中找到惊喜。该馆还有丰富的文物藏品和展览活动，让游客沉浸在丰富多样的文化氛围中。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或艺术有兴趣，"中国国家博物馆"绝对值得一看。
博物馆是以物记事、以事叙史、以史启思的历史文化殿堂。在博物馆观展览、看文物、赏民俗，能够感受历史的厚重、文化的多元、艺术的魅力。所以每到一个城市旅行，我总要去当地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中，探寻这座城市的时代记忆与精神风貌。
作为一名文物爱好者，这几年机缘巧合，先后参观了全国60多家博物馆，见识了很多“宝贝”，了解到背后的故事，感受到莫大的满足与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近来正好手头不忙，选几家重点博物馆写一写游记，与各位网友分享。
系列游记的开篇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面积最大、藏品最丰富，满眼都是“国宝”；第二篇是2023年9月刚对外开放、号称最难预约的中国考古博物馆；接下来是三大博物馆之一、中国创建最早的南京博物院；然后是天津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自治区博物馆……后续视具体情况而定。一些有名的博物馆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等，已散见于本人携程游记中，不再独立成篇。
国博位于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天安门广场东侧。展览面积近7万平方米，共有48个展厅，藏品140万余件。设有“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三个基本陈列，以及“中国古代钱币展”“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瓷器展”等不同门类的专题陈列和各种临时展览。开放时间为9:00～17:00，16:00停止入馆，16:30开始清场。
这里展品太多，内容太丰富，想在短时间内“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对上班族而言，来一趟不容易，要事先做好功课。国博官网不错，可经常浏览，把握总体情况后再有选择性地打卡寻宝。建议把重点放在展厅中单独摆放，以及附有二维码说明的文物，这些都是好中选优、精华中的精华。最好带上两个拍照性能较好的手机（照相机不太方便），一个手机的电量肯定不够用（展厅内不允许充电）。如果有专业人士在边上讲解，那更是锦上添花。
这次我花费8个小时，参观了“古代中国”等3个基本陈列以及“数说犀尊”“中国古代玉器”2个专题展览、“中国白——德化白瓷展”1个临时展览，深感高大上、“三个多”：一是展厅多。国博楼层布局较复杂，上下共6层（B1层、0层、1—4层），整体分为南北两区。B1层与0层南北区相通，1层为大厅，2层及以上南北区不连通。参观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线路，不然转来转去会把自己搞混，还浪费时间和体力。二是精品多。国博不仅文物种类齐全、材质形态繁多，而且年代跨度大、信息量大。许多大名鼎鼎的国宝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汇聚于此，有些具有唯一性，只此一家，非看不可。三是观众多。国博人气非常高，每年观众上百万，不少热门文物前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想选个好角度、拍一张清爽的照片很难、很难。不要幻想等一等、人少些再拍，能挤上前拍到就不错了。对那些一时半会儿没法细看的展品，可以先拍下照片，回家再慢慢研究。
“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完整覆盖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清代的近千年历史，以大量代表性文物印证史实，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这里有很多价值连城、独一无二的国宝，而且长期公开展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组）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国博入列24件（组），都在“古代中国”陈列。
“古代中国”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全面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第一部分★远古时期（约200万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四个单元。
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完成了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进化过程。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发明了农业和养畜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逐步分化，出现了权贵阶层及相应的礼仪制度，在聚落分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城堡，社会开始向早期国家过渡。
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指大约200万年前—20多万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为直立人。中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有丰富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距今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稍晚的直立人有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汤山人等。直立人使用打制石器、木棒等工具，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已经学会控制用火，逐渐改变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指大约20万年前—1万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生活在这一阶段的人类被称智人。在中国境内已发现金牛山人、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许昌人、山顶洞人、左镇人等智人化石。这一阶段，石器技术不断进步，石球更多地被用于狩猎。旧石器时代晚期，标枪、鱼镖、弓箭等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还产生了原始信仰与原始艺术的萌芽。
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历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开始使用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聚落，过定居生活。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逐渐从攫取型经济转变为生产型经济。重点文物：涡纹四系彩陶罐（马家窑文化）、小口尖底陶瓶（仰韶文化）、陶猪（河姆渡文化）、薄胎高柄陶杯（龙山文化）、陶罐（新石器时代）、扁足陶鼎（良渚文化）、黑陶罐（龙山文化）。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新石器文化源远流长、异彩纷呈。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文字的萌芽、礼器的出现、大型礼仪建筑与城堡的兴建，社会分化加剧，许多地区出现了有如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社会形态也由简单的平等社会发展到了复杂的分层社会，文明之光，灿若繁星，中国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演变格局和发展趋势。最终，中原地区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过程中，最先步入文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相对应，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炎帝、黄帝直至尧、舜、禹的古史传说。重点文物：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仰韶文化）、玉龙（红山文化）、彩陶鼓（马家窑文化）、裸体浮雕彩陶壶（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玉琮（良渚文化）、石镰（斐李岗文化）、陶鹰鼎（仰韶文化）、陶塑孕妇像（红山文化）、刻符陶尊（大汶口文化）、九孔石刀（薛家岗文化）、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鱼鸟纹彩陶壶（仰韶文化）、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白陶鬶（大汶口文化）、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镂孔陶器座（王湾三期文化）。
参观“远古时期”部分，要以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为主。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8件在这里，占1/3。建议慢慢看，细细品，感悟先民的聪明才智、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壮硕的躯体作鼎腹，鼎口在背部和两翼之间，尾巴与两只粗壮的鹰腿构成鼎的三足，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
舞蹈纹彩陶盆（马家窑文化）。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口沿及外壁以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隔。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面朝右前方翩翩起舞。头上有发辫状饰物，身下有飘动的斜向饰物。
涡纹四系彩陶罐（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彩陶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高50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15.9厘米。器表饰黑彩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层层涟漪，又像大大小小的旋涡。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仰韶文化）。迄今我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陶画。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通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图案高37厘米，宽44厘米，左侧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立的水鸟，嘴里衔着一条大鱼；右侧是一把竖立的木柄石斧，柄上有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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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通体施以红色，外壁绘有互相追逐的三尾游鱼。
猪形陶鬹、狗形陶鬹（大汶口文化）。鬹（guī）是古代一种炊煮器。
陶斝（客省庄文化）。斝（jiǎ），酒器。客省庄文化（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分布于渭河流域，器形特点是空三足炊食具。
三足陶盆（石峡文化）。石峡文化（约公元前2900—前2700年），因最早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石峡遗址而得名，器形特点是圈足镂孔。
交错三角纹彩陶壶（仰韶文化）。壶盖和壶身均绘有三角纹，如将陶器置于地面向下俯视，可见三角纹以壶口为中心，交错分布在外圈和内圈，犹如两重同心圆花瓣。
玉琮（良渚文化）。高49.7厘米。内圆外方，上大下小，中有穿孔。从上到下共19节，是目前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
蚌塑“龙虎”墓（仰韶文化）。男性骨架左右两侧分布着天然蚌壳堆塑的似龙、虎动物形象。其中“龙形”图案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龙，昂首、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腾飞状。
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马家窑文化）。又称裸体浮雕彩陶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33.4厘米，口径9.2厘米。壶身正面为捏塑的裸体人像，五官俱备，双手置腹前，乳头以黑彩点绘，下腹处塑造出生殖器形象，两腿外侧绘有蛙纹。背面和两侧绘圆圈纹，圈内填网格状纹饰。这个造型奇特的器物被认为是男女同体的崇拜物，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
船形彩陶壶（仰韶文化）。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盛水器。通高15.6厘米，宽24.9厘米，口径4.5厘米。采用独木舟模型，两侧均画有鱼网纹，反映了当时的渔猎生活，是古人造船、结网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玉龙（红山文化）。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26厘米，重1000克。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周身光洁，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形成一个很有力度的反“C”字。中间的小孔可穿绳悬挂，经测试，挂起后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可见圆孔位置是经过周密计算的。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内壁以黑彩绘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奇特的人鱼合体。
鱼鸟纹彩陶壶（仰韶文化）。高21.6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8.5厘米。以黑彩绘“水鸟琢鱼”图，一只水鸟用嘴衔住一条大鱼的尾巴。
孕妇陶塑像（红山文化）。残高7.8厘米。头部残缺，单手抚腹，隆起的腹部、凸显的胸部，表明了女性身份。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小型孕妇陶塑像在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地均有发现。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这类塑像代表了生育、繁殖的理念。
牙雕凤鸟匕形器（河姆渡文化）。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整体雕成一只凤鸟，双翅收拢，似在草地低首觅食。匕是古代一种取食器具，外形像羹匙。这件器物在外观上与匕相似，但扁舌形的尾部无论盛汤还是盛饭都不大实用，从腹背的钻孔来看，可能是宗教活动用具或装饰品。
镂雕旋纹象牙梳（大汶口文化）。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长16.2厘米，宽6.1～8厘米。主体部分镂雕由3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下端为16个细密的梳齿。
刻画符号陶尊（大汶口文化）。高59厘米，口径38厘米，底径8.5厘米。深腹尖底，外壁近口沿处刻有一个象形符号，仿佛是山顶的一棵大树，可能寓意通天的阶梯。
彩陶背壶（大汶口文化）。高16.9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6厘米。器物图案由上至下分为四个部分，形成不同的纹饰带。顶部绘有三个等距离的黑白彩同心圆；肩部由两条平行线构成一个图框，内填多个黑地白彩涡纹；腹部饰大块的三角纹，一正一反交错排列；底部绘两道横向平行排列的联珠纹，均为黑地上添加白色亮点，对比非常鲜明。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汲水。腹部的一侧加工成扁平型，扩大了壶身与人体的接触面积，在实用性与舒适度方面都有所创新。
九孔石刀（薛家岗文化）、玉钺（良渚文化）。穿孔石刀的数目基本为单数，除9孔外，还有1孔、3孔、5孔、7孔和13孔之分，偶数穿孔石刀仅发现一件。数量最多的十三孔石刀现藏安徽博物院。这件石刀呈长方形，长47厘米，宽13.3厘米，背厚刃薄，造型规整。关于有孔石刀的用途，专家们解释不一，有人认为是收割工具，有人认为是砍伐工具，也有人认为是织布用的打纬刀。
镂孔陶器座（王湾三期文化）。高33.5厘米，肩径41.8厘米，内径23厘米，足径35.4厘米。采用磨光、镂雕、分割、线刻等多种加工手法，使本来寻常的陶器在图案风格、装饰效果上与后代的青铜器具有诸多相似之处。
薄胎黑陶高柄杯（龙山文化）。高21.8厘米、口径9.1厘米（左），高18.5厘米、口径14.5厘米（右）。薄如蛋壳，最薄处仅0.2～0.3毫米，又被称为“蛋壳陶”，但质地极为坚硬，代表黑陶技术的最高成就。
★第二部分★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771年），分为四个单元。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青铜铸造达到鼎盛，辉煌灿烂。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推行的礼制，重在彰显、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夏、商、西周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朝代更迭，王权政治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开始强盛。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诸侯巩固了政权，同时将影响区域空前扩大。夏、商、西周时期形成的政治结构，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也为此后中国古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周晚期，王室衰微，各阶层间矛盾激化，社会变革势在必然。重点文物：青铜爵（夏）、乳丁纹青铜方鼎（商前期）、“利”青铜簋（西周）、宜侯夨簋（西周）、匽侯盂（西周）。
农业是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部门，管理体制较为完善。手工业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内部已出现专业分工，到了商代，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商业活动也取得显著发展。西周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更细，号称“百工”，与商业同为官府垄断，即所谓“工商食官”。其主要生产门类包括青铜铸造、玉石器加工、陶瓷器制作、纺织与髹漆等。重点文物：“王令众人曰协田”刻辞卜骨（商）、“召”青铜卣（西周）、“妇好”青铜鸮尊（商后期）、“后母辛”青铜觥（商后期）、后母戊鼎（商后期）、大盂鼎（西周）、“妇好”青铜偶方彝（商后期）、“妇好”青铜三联甗（商后期）、阴阳玉人（商后期）、玉龙（商后期）、玉凤佩（商后期）、玉人（商后期）、镂空人面纹青铜钺（商晚期）。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自成体系，使用时间最长。商代后期，汉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丰富的汉字材料，记录了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为基础，推行一整套完备的礼制，重在彰显并严格维护等级秩序，对此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重点文物：“作册般”青铜鼋（商后期）、刻干支表牛骨（商王帝乙或帝辛时期）、虎纹石磬（商）、“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宣王时期）、“盠”青铜驹尊（西周）、“颂”青铜壶（西周）。
夏、商、西周时期，也是中原文化区周边各族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周边各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并与中原文化进行频繁的交流。重点文物：龙虎纹青铜尊（商）、四羊方尊（商作）、铜人头（商）、凸目铜面具（商）。
参观“夏商西周时期”的文物，要以青铜器为主，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7件在这里，其中商代3件：“后母戊”青铜方鼎、“子龙”青铜鼎、四羊青铜方尊；西周4件：“利”青铜簋、“盂”青铜鼎、“虢季子白”青铜盘、天亡簋。这次没看到天亡簋，西周铜器断代依据的一件重要标准器，下次有机会再来。
青铜爵（夏·二里头文化）。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最早的青铜酒器。通长14.5厘米，高13.5厘米，重0.75千克。长流、短尾、平底、束腰，器表粗糙无纹饰，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古朴特征。
“亚启”青铜钺（商）。出土于河南安阳妇好墓。该墓器物中很多带有“亚”字铭文，如“亚其”“亚弜”“亚启(啓)”。“亚”是一种武职官名，“启”是人名，“亚启”为武丁之子。商周时期的女性墓葬中，极少随葬兵器。妇好墓却随葬钺、戈等大量兵器，表明妇好作为商王武丁之妻，拥有极大的军事权力，这在商周时期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嵌绿松石青铜戈（商）。援部、内部均嵌饰绿松石，表明这件青铜戈并非用以勾杀的实用兵器，而是仪式典礼中使用的礼器。
“王令众人曰协田”刻辞卜骨（商）。长14.8厘米，宽12.5厘米。刻文的意思是，商王命令众人在土地上进行集体耕作，反映了商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乳丁纹青铜方鼎（商前期）。通高100厘米，口长62.5厘米，口宽61厘米。重86.4千克。目前已发现的商代前期体积最大的青铜器。商代早期的铜鼎有圆鼎和方鼎，圆鼎为锥足，方鼎为柱足，足中空，与腹腔相通。商代晚期，方鼎的鼎腹发展为长方形，圆鼎的锥足变成圆柱形。西周早期的方鼎基本沿袭商鼎形式，到西周中期以后被淘汰。西周的圆鼎，其柱足向蹄足演变，并多见长篇记事铭文。
后母戊鼎（商）。曾称司母戊鼎。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号称“青铜之王”。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重832.84千克。内壁铭文“后母戊”，“戊”是商王武丁另一位妻子妇妌的庙号。铸造如此大型的器物，显示商代高度发达的冶炼技术。
“子龙”青铜鼎（商后期）。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商代体积最大的圆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
四羊方尊（商）。现存体型最大的商代青铜方尊。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58.3厘米，每边边长52.4厘米。重34.5千克。方形、方口、大沿，器物与动物造型有机结合，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各据一隅的四只卷角羊，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则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简洁优美，寓动于静，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妇好”青铜鸮尊（商）。高45.9厘米，口长径16.4厘米，足高13.2厘米，盖高13.2厘米。重16.7千克。整器为一站立鸮（xiāo）形，昂首，双翅并拢，两爪粗壮，四趾抓地，宽尾下垂。
“妇好”青铜三联甗（商）。通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宽27厘米。甑高26.2厘米，口径33厘米，底径15厘米。重138.2千克。由并列的三个大圆甑和一个长方形承台组成，是目前所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妇好”青铜偶方彝（商）。通高60厘米，口长88.2厘米，口宽17.5厘米。重71千克。形体巨大，器形罕见，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盖合之后，上部近似一座殿堂的屋顶，排列规整的7个方槽，宛如屋椽，应是模仿当时的大型宫殿建筑。
“后母辛”青铜觥（商）。通高36厘米，长46.5厘米，宽12.5厘米。重8.5千克。器物似牛似马，头上有一对像羊的卷角，四足又像兽，是想象中的瑞兽。“辛”是妇好的庙号。
“作册般”青铜鼋（商）。通高10厘米，长21.4厘米，宽16厘米。重1.6056千克。鼋（龟）形，爬行状，伸头，四足外露。颈侧及盖上插有四箭：左肩部1支，背甲左部2支、右后部1支。背铸铭文4行33字，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此器形制特殊，不但丰富了像生类青铜器，也为研究商周时期的射礼提供了重要依据。作器者作册般为商代末年的重要史官。
玉簋（商）。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高12.5厘米，口径20.5厘米，壁厚1～1.6厘米。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
双性玉人（商）。高12.5厘米，宽4.5厘米，厚1厘米。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男性双手置于胯间，女性双手置于腹部。
玉龙（商）。高5.1厘米，长7.5厘米。龙首微昂，双角后伏，眼珠突起，张口露齿。龙身盘曲，尾尖内卷。
玉凤（商）。长13.8厘米，宽3.2厘米，厚0.8厘米。短翅长尾，线条流畅，整体呈侧身回首姿态。
石牛（商）
玉人（商代武丁时期）。高7厘米，宽3.5厘米。跪坐状，双手抚膝，表情肃穆。头戴箍形束发器，身着交领长袍。腰部近左侧佩一宽柄器。此器珍贵之处除了精湛的雕刻艺术，还为后世完整展示了商代贵族的服饰样本。
卜骨（商）
宜侯夨青铜簋（西周）。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夨（cè，读“侧”），人名。簋内底铸铭文12行126字，记录了周王册封夨由虞地改封至宜地，并赐予相应的赏赐品，夨的身份由虞侯变为宜侯。西周时期有关分封内容的有铭铜器均为证史之重器，该簋记载的分封内容却不见于文献记载，故十分珍贵。
“禽”青铜簋（西周）。高13.7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15.4厘米。簋内铭文23字，记载了周公东征、剪灭奄国的史事，涉及许多显赫的历史人物，也为解决西周初期“周公摄政”、“伯禽代封”等历史悬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利”青铜簋（西周）。又名“武王征商簋”、“檀公簋”。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均20.2厘米。重7.95千克。上圆下方，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器物外形纹饰无甚特别，最有价值的是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记录了武王伐纣牧野之战这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夏商周年代准确断定的重要实物见证，极其珍贵。
铭文内容：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㺇”青铜盉（西周中期）。通高22厘米。鼓腹分裆，三短柱足。前有管状流，后有兽首鋬。盖上有半环形钮，盖与鋬之间有链条相接。盖、颈分别饰两道弦纹，腹部饰双线“人”字纹。盖内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周王举行“廷礼册命”仪式，对“㺇”（sī）的册命等内容。
“盂”青铜鼎（西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内壁铸有19行291字铭文，记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册命”。该鼎是目前所见西周时期最早的“册命”类出土文献，为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虢季子白”青铜盘（周宣王时期）。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内底铸有长篇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语言洗练，字体端庄，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
虢（guó）是周朝姬姓诸侯国，西周初年受封，是最早的四大公爵国之一，前后延续四百余年。虢人崇尚武勇，多次参与周王室的军事行动，曾协助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取胜。
“盠”青铜方彝（西周中期）。高22.2厘米，口径14.2厘米，底径13.3厘米。器物虽小，却蕴含丰富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历史价值上，器、盖铸制同名长篇铭文，记述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盠（lí）作为纠察官，管理“司徒”、“司马”、“司空”，反映了西周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艺术价值上，该件与一般方彝不同，器盖较高，采用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器物呈现很强的张力；器盖和器腹的中心位置均装饰由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纹，具有鲜明的装饰个性。科技价值上，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殿顶状造型，反映了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盠”青铜驹尊（西周中期）。高32厘米。装饰较简洁，仅在腹两侧饰涡纹和云纹组成的圆形漩涡。此纹饰与上面“盠”青铜方彝的主体纹饰如出一辙，不知是否为“盠”氏族徽标记。胸、盖部均铸有铭文，记述周王举行执驹礼，赏赐给“盠”两匹马驹。西周时期注重马政，执驹之礼须由天子亲自参加。执驹礼是幼马升级成为役马的仪式，将两岁左右的小马牵离母马，教其驾车服役。
“颂”青铜壶（西周晚期）。通高50.8厘米，口长20.3厘米，口宽17厘米。形制庄重，纹饰瑰丽，颈部装饰一周环带纹，颈两侧各有一兽首耳衔环，腹部四面各装饰环带纹和浮雕双身蛟龙纹。内壁铭文记录了周王册命“颂”之事，包括册命仪节、内容、赏赐品等，这些材料可与《周礼》《左传》等典籍的记载相互印证，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颂壶原成双，一有盖一无盖，无盖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盖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禹”青铜鼎（周厉王时期）。高54.6厘米。内壁铸铭文20行207字，记述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侵犯周王朝的东部、南部疆土，周厉王命西六师、殷八师前往征讨。作器者“禹”受武公之命，率军参战，俘获噩侯驭方。铭文所载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南淮夷、东夷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周军制的重要史料。
虎纹石磐（商后期）。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表面阴刻一只伏虎，张口龇牙。据测此磐有5个音阶，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夔龙形扁足青铜鼎（商后期）。通高42.3厘米，口长34.1厘米，宽24.8厘米，壁厚0.5厘米。耳高6.9厘米，足高20.2厘米。重18千克。立耳，耳上各有一虎；三扁足，作夔龙状，造型飘逸、轻灵。此鼎形制及器上装饰的饕餮纹是典型的商文化元素，但鼎耳呈现越地风格，反映了商文化与越文化的交融。
龙虎纹青铜尊（商后期）。高50.5厘米，口径44.9厘米，足径24厘米。重26.2千克。因主题纹饰有“龙”和“虎”而得名，肩部饰三条曲身龙纹，腹部有三组双虎食人纹。
象首耳兽面纹青铜罍（西周早期）。通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把手），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造型和纹饰对称布置，图案瑰丽繁缛，彰显勃勃生机。
陶罐（辛店文化，约公元前1000年）。
青铜面具（商）。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青铜人首（商）。脑后有一条麻花辫。
这些奇特的青铜器，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还有很多，如有兴趣可前往观赏。
青铜面具（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
★第三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分为四个单元。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以来的礼制分崩离析，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思想百花齐放。民族间相互融合，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活跃、民族融合、政治大变革的阶段。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给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战国七雄的兼并征战，促使地区间政治经济趋于平衡，统一的趋势日渐显现，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重点文物：洹子孟姜壶（春秋）、秦公簋（秦景公时期）、鸟形鼎（春秋晚期）、蔡侯申方壶（春秋）、令狐君嗣子铜壶（战国）、王子午鼎（春秋）、“吴王光”青铜鉴（春秋）、“吴王光”青铜鉴（春秋）、“吴王夫差”青铜剑（春秋）、栾书缶（战国）、虢太子元徒戈（春秋）、锦纹铜戈（战国·楚）、三戈铜戟（战国·曾）。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革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原先是各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都邑，到战国中期，都发展成为工商业大都会。重点文物：双镰铁范（战国·燕）、立人陶范（春秋）、兽头形陶范（春秋）、铜斧（春秋）、错金银马首形铜辕饰（战国·魏）、嵌赤铜狩猎纹壶（春秋）、镂空兽纹铜奁形器（战国·楚）、透雕蟠螭纹铜镜（战国·楚）、武士斗兽纹铜镜（战国·秦）、铜盏（春秋）、铜缶（战国·曾）、铜冰鉴（战国）、包金嵌玉兽首银带钩（战国·魏）、甘斿银匜（战国）、云兽纹青玉璜（战国·魏）、龙梁瓷壶（战国·楚）、青铜釭（春秋）、宋子三孔布（战国·赵）、铜贝币（战国·楚）、铜贝币（战国·楚）、王字铜衡（战国·楚）、子禾子铜釜（战国·齐）、错金鄂君启铜节（战国·楚）、铜方壶（春秋）、曾仲斿父壶（春秋）、鲁伯大父簋（春秋）、薛子仲安簠（春秋）、牺形铜尊（春秋）、人形铜灯（战国·齐）、错银铜卧牛（战国·楚）、六山纹铜镜（战国）、十六联弧三兽纹铜镜（战国）、漆耳杯（战国·曾）。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领域发生巨变，一些得到良好教育的“士”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建立了众多学术流派。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与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成为时代显学，弟子遍天下。他们与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自由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在学术思想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界的活跃也促进了文学、史学、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中华文明从此走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新时代。重点文物：铜编钟（战国·楚）。
春秋时期，中原人常常自称为“诸夏”，将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部族称为“蛮、夷、戎、狄”。随着中原各国与周边民族的密切交往，到春秋战国之际，“蛮、夷、戎、狄”中的大多数部族逐渐与“诸夏”相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重点文物：曲刃铜剑（夏家店上层文化）、狼噬牛纹金牌饰（战国）、铜尊（春秋）、三轮铜盘（春秋）、靴形铜钺（战国·百越）、青铜钲（战国）、错金银犀牛铜带钩（战国·巴）。
参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仍以青铜器为主。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1件在这里：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战国·魏）。
鸟形青铜匜（春秋·燕）。三足鸟形，流与S形鋬均作鸟首状。匜身呈横椭圆形，腹部饰横鳞纹，内底饰双鱼纹和双鸭纹。造型设计匠心独具，流部的鸟首造型，以及挹水下注时的自动开合功能，在同期青铜匜中较为罕见。
“秦公”青铜簋（春秋·秦景公时期）。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盖上有铭文54字，器身有铭文51字，共105字。铭文均由印模铸就，开创了早期活字模印的先例。
“洹子孟姜”青铜壶（春秋）。高22.1厘米，口径13.4厘米。又称齐侯壶，共一对，分藏国博与上海博物馆。该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侯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侯自愿服丧，但有些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派人到王都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国是周初分封诸侯中地位最显要的异姓大国。
“吴王光”青铜鉴（春秋·吴）。高35.5厘米，口径57.7厘米，底径32厘米。重28.6千克。该鉴有铭文8行52字，记载了吴王光为其女儿叔姬制作的陪嫁物，反映了吴蔡两国为政治需要而联姻的史实，对于研究春秋时期诸侯国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此鉴有两件，形制、纹饰、铭文均相同，另一件藏于安徽博物院。鉴为盛水器，可用于盛水照面或冰镇食物。体形巨大的鉴还用作礼器或陈设器。
吴王光（阖闾hélǘ）是春秋五霸之一，在位19年。他一生中最大的敌人是楚国，邻国蔡国也想摆脱楚国的控制，于是两国商定联合对付楚国。为了巩固联盟，他将女儿叔姬嫁给蔡国。公元前506年，吴国联合蔡国、唐国，五战楚而胜之，长驱直入攻破楚国都城郢。战后阖闾下令用部分战利品铸造一对青铜鉴，就是今天看到的吴王光鉴。在把铜鉴送给女儿时，语重深长地嘱其恭敬君主，子子孙孙不要忘记。
“吴王夫差”青铜鉴（春秋·吴）。高44.8厘米，口径76.5厘米。重60千克。两耳间的口沿饰有浮雕伏虎。腹内铸有铭文2行13字，记载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春秋后期吴国国力开始强盛，阖闾打败楚国，其子夫差战胜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473年，反被越国所灭，夫差自尽。
错金青铜鉌（战国·韩）。高8厘米，口长17.1厘米，宽12.3厘米。鉌（hé），古代挂在马车前面横木上的铃铛。器身饰错金夔纹，颈与圈足饰错金斜角云纹。出土于长治北郊。长治在战国时称“上党”，为韩、赵、魏三国交错地区，韩曾在此建立“别都”，可见政治、军事地位重要。
“令狐君孺子”青铜壶（战国·韩）。通高46.5厘米，口径14.8厘米。盖上有六片莲瓣状捉手，莲瓣外撇，似花盛开。颈部有铭文23行50字，记述了令狐君的后裔铸造此壶是为家族安康祈福。令狐是地名，在今山西临猗西南。
“昜都邑圣徙盐之鉨”青铜玺印（战国·齐）。长5.2厘米，宽4.5厘米，高2.2厘米。印面呈“凸”形，形制独特。印文“昜都邑聖徙盐之鉨”八字，说明这是战国时齐国管理食盐运输机构的官印。“昜都”即“阳都”，齐国城邑，今山东沂水县西南；“徙盐”即运盐；“鉨”（xǐ）同“玺”。
栾叔青铜缶（战国·楚）。通高40.5厘米，口径16.5厘米，足径17厘米。错金铭文字形优美，线条柔和，至今仍熠熠生光。专家考证认为，“栾叔缶”可能是最早带错金铭文的青铜器。
“王子午”青铜鼎（春秋·楚）。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重100.2千克。腹部外围有六条镂空的怪兽。腹内及盖内有鸟篆体铭文，盖铭4字，器铭84字。作器者王子午为楚庄王之子，吴国入侵楚国时曾率楚军大败吴师。该鼎出土时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最大的一件。其整体曲线造型一改商周时期的硬朗风格，使厚重的青铜鼎尽显柔美。器内铭文为华丽的鸟篆体，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这样的长篇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细心的你可能注意到，前面文物年代介绍中，既有战国楚国，也有春秋楚国，是不是一回事呢。经查询资料，是同一个楚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但国土面积和实力有所不同，从春秋到战国，楚国变得更强大了。
熊悍鼎（战国·楚）。通高53厘米，口径45.5厘米。三个蹄形的足部撑起圆圆的鼎腹。器上66字铭文记述楚王如何骁勇善战，利用搜剿的兵器制作大鼎的故事。楚国开山始祖为鬻熊（周文王姬昌的老师），后代君王都以熊为姓，他们认为熊和虎一样都是百兽之王，能为国家带来幸运。楚幽王熊悍是楚国第42任国王，继位时不到八岁，当时真正掌权的是他的母亲和舅舅，为他起名“悍”，是希望他带领国家走上昌盛之路。楚幽王三年（公元前235年），秦王赢政联合魏国一起攻伐楚国。楚国出奇不意，突然进攻，取得胜利，缴获大量兵器。熊悍为炫耀战功，鼓舞士气，把缴获来的兵器熔化铸成此鼎，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青铜剑（春秋·楚）、“吴王夫差”青铜剑（春秋·吴）、“吴王光”青铜剑（春秋·吴）。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因地势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短兵器“剑”的使用量很大，铸剑水平远超中原地区，出现了许多世人称羡的名剑。目前君王级别的剑并不多见，“吴王夫差”剑共发现9把，形制、铭文大体相同，出土地点不一。后继承并改进吴国技术、攀上名剑巅峰的越王剑据说有8把。
“宋公栾”青铜戈（春秋·宋）。长22.3厘米，胡部有6个工整的错金鸟篆铭文“宋公栾之造戈”。地处中原腹地的宋国是历史上较早被“地域黑”的国家，守株待兔、揠苗助长、智子疑邻等成语中的愚人都来自宋国。让人无语的是，这个春秋战国的“悠久传统”一直流传下来，连现在的河南都跟着受害。
“鲍子”青铜镈（春秋国·齐）。高66厘米。器身铸三层乳丁与花纹相间分布，钮作双兽噬蛇形。铭文表明这是齐国政治家鲍叔牙的孙子鲍子所铸。鲍叔牙因辅佐齐桓公、举荐管仲有功而被封赏，鲍家因此世代受到尊崇。
兽耳青铜壶（春秋·晋）。壶盖上有镂空的六莲瓣状捉手。肩部两侧有相对的衔环耳。铭文中有“命瓜”（令狐）字样，揭示了器主的族氏和身份。
青铜冰鉴（战国·曾）。长宽均为76厘米，高63.2厘米。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共有两件，纹饰大小一模一样，另一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这件双层方形盛酒器，分为器物本身、装饰附件、镂空附饰三个部分。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鉴作外套，缶在其中，缶的外壁和鉴的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具有冰镇、加温酒浆的双重功能。器物本身使用浑铸法（一次整体铸造），装饰附件使用分铸法（分别铸造），镂空附饰则用失蜡法（熔模铸造），展现了战国时期的综合生产力水平，也体现了艺术审美方面的繁缛之风。
青铜缶（战国·曾）。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重300多千克。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采用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齐，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的高峰，为大型精美青铜器的铸造奠定了基础。
嵌赤铜鸟兽纹青铜壶（春秋）。颈部、腹部分别用赤铜装饰两行鸟形花纹、两行兽形图案。
嵌赤铜狩猎纹青铜壶（春秋·燕）。腹部由双重结纽绳纹构成上下两层12个方格，方格内均用赤铜嵌狩猎纹。
嵌松石青铜钫（战国）。通体嵌绿松石，腹部饰对称斜方云纹图案。钫是古代酒器，多为铜质或陶质，形制承袭战国中晚期出现的方形壶，流行至秦汉时期。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战国·魏）。高8.8厘米，长13.7厘米，管径4.8厘米。䡇（yuè）是古代马车前部的装饰，既为美观需要，也是出行祝愿。该器呈马首形，双目圆睁，竖耳，其头部、颈部用错金银的工艺装饰云纹、鳞纹斜线纹，制作精美，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青铜武士像（战国·赵）
“蔡申侯”青铜方壶（春秋·蔡）。高79.8厘米，口长18.5厘米，口宽18.3厘米。盖上为镂空莲瓣状装饰，颈部有两个大兽耳，腹部作十字分栏装饰，底有4个动物形足。蔡是周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代表，春秋中期以后逐渐被楚国控制，文化面貌受楚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这件方壶的造型和装饰基本与楚器相同，而莲瓣盖样式受三晋风格影响。青铜壶始见于商代，西周壶一般为圆形，春秋壶多扁圆而方，战国则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样式。
“曾仲斿父”青铜方壶（春秋·曾）。高66.7厘米。上有波带“莲瓣”状捉手（共有10个波带），颈两侧有立角兽首衔环耳，壶盖缘和颈部各饰一周“S”形穷曲纹，口颈间饰一周波带纹，腹部上下饰两周波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该器出土时是一对，另一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甘斿”银匜（战国）。高3.7厘米，口径11厘米。底部刻有“甘斿”二字。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银制器皿。
云兽纹青玉璜（战国·魏）。长20.5厘米，宽4.8厘米。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青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五块玉以铜片穿连，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青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青铜片与玉衔接吻合严密，至今毫无松动。该器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用若干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制作难度极大，代表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战国·魏）。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长18.7厘米，宽4.9厘米。银质，呈琵琶形，通体鎏金，浮雕夔龙纹和凤鸟纹。钩首为青白玉鸟头状，钩身嵌有三块刻有谷纹的白玉玦，首尾两个玉玦的孔内嵌有琉璃珠。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战国·楚）。“鄂君启”节共有5件（套），其中舟节2件、车节3件。这是其中一件（套），其余藏安徽博物院。舟节长30.9厘米、宽7.1厘米，车节长29.6厘米、宽7.3厘米。每件舟节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车节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铭文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是研究战国时楚国政治、经济、交通、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王传命”青铜虎节（战国·楚）。长12.4厘米，高7厘米，厚0.5厘米。调兵遣将的凭证。呈卧虎形，虎身铸有“王命命传赁”五字，意为“传达国王的命令”。
六山纹青铜镜（战国）。直径23.2厘米，边厚0.6厘米。“山”字纹是战国时期流行的一种青铜镜装饰纹饰，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以四山镜最多，其次是五山镜、三山镜、六山镜，像这样大型的六山镜十分罕见。
人形青铜灯（战国·齐）。高21.3厘米，盘径宽11.5厘米。主体为一位身穿短衣的武士，双手各擎一个带有盘柄的灯盏，脚下是盘龙形圆盘，旁边有一个长柄的铜勺。从铜灯的武士造型而不是鸟兽形象，可见齐国的尚武之风。
铜手钳（战国·秦）。出土于陕西凤翔的秦国文物，跟现在的钳子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想象这是2000多年前的物品。
“陈侯”青铜壶（春秋·陈）。通高50.5厘米。盖顶有圆角长方形捉手，颈部为象鼻形套环耳，腹部饰“田”字纹。器、盖同铭，各刻铭文13字：“陈侯作妫橹媵壶，其万年永宝用”。该壶是研究春秋时期鲁、陈两国历史及相关联姻制度的宝贵资料。
石编磐（战国·魏）
青铜编钟（战国·楚）。共13件。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件钟都能发两个乐音。
双兽三轮青铜盘（春秋）。通高15.8厘米，盘口径26厘米，轮径7.8厘米。由盘、轮和两只回首观望的兽首组成。造型独特，动感十足。
靴形青铜钺（战国·百越）。古代越族的铜钺上常常装饰羽人舞蹈、划船、蛇等图案。
蛇蛙纹青铜提梁卣（春秋）。通高49厘米，口长27.2厘米，口宽19.5厘米。器身呈椭圆体，与提梁用子母扣勾连，提梁两端为冠状龙首。器盖及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凸起的鼍龙纹、蛙纹、蛇纹等动物纹饰。
狼噬牛纹金牌饰（战国）。长12.7厘米，宽7.4厘米。重237.625克。画面纹饰丰满，动感极强。四只狼以牛的脊柱为轴，两两成对分布于左右，正张口噬牛。
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战国·巴）。长17.5厘米，高6.5厘米。鼻上有双角，鼻端伸出一柱形钩喙。通体饰卷草纹，表现出犀牛皮肤的褶皱。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解放、百家争鸣，涌现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多种思想学派，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等哲学家，为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部分★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分为四个单元。
秦汉时期，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结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时代。新工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中外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我们的祖先在秦汉时期以其卓越的创造力，建树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无数丰碑。
秦汉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终于结束，统一的秦汉王朝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历史迎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创立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点文物：阳陵虎符（秦）、《编年纪》竹简（秦）、陶俑（秦）、陶马（秦）、青铜殳（秦）、陶量（秦）、大铁权（秦）、两诏青铜版（秦）、琅琊刻石（秦）、秦半两钱及钱范（秦）、彩绘兵马俑（西汉）、“单于天降”瓦当（西汉）、金缕玉衣（西汉）、“始建国二年”铜镜（新朝）、王莽货币（新朝）、“国宝金匮直万”青铜钱（新朝）、铜方斗（新朝）、铜环权（新朝）、部曲陶俑（东汉）。
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形成。水排、脚踏纺织机等工具的发明、众多新工艺的出现，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不断创新的时代风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重点文物：带辘轳水槽的陶井（西汉）、石田塘（东汉）、陶仓（东汉）、铜剑（秦）、铁戟（西汉）、“永初”纪年钢刀（东汉）、彩绘雁鱼青铜釭灯（西汉）、绿釉陶楼（东汉）、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鎏金鸟兽纹铜尊（西汉）、金龠铜戈（西汉）、马蹄形漆盒（东汉）、彩绘龙虎纹陶壶（汉）、青瓷四系罐（东汉）、“乘云绣”黄棕绢（西汉）、印花敷彩纱（西汉）、大豆万石陶仓+大麦万石陶仓（西汉）、陶猪圈（东汉）、陶灶（东汉）、龙纹空心砖（秦）、大瓦当（秦）、绿釉陶水亭（东汉）、三合式陶屋（东汉）、鎏金熊形铜镇（西汉）、陶船（东汉）、酿酒画像砖（东汉）、收获渔猎画像砖（东汉）、市楼画像砖（东汉）、宅院画像砖（东汉）、辎车画像砖（东汉）。
秦汉时期，科学文化有很多重要成就。造纸术的发明，使人类书写材料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天文、历算、地震观测、医药等领域的研究，也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汉代得到确立。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开创了纪传史体裁和断代为史的先河。汉代民歌、散文、辞赋富于时代内容。重点文物：旱滩坡带字纸（东汉）、松塔形墨（东汉）、漆盒石砚（西汉）、错金铁书刀（东汉）、日晷(汉）、金医针（西汉）、“医工”青铜盆（西汉）、陶俑（秦）、击鼓说唱俑（东汉）、平索戏车车骑出行画像砖（汉）、观伎画像砖（东汉）、彩绘石骑马人（东汉）、“熹平石经”残石（东汉）、木猴（东汉）。
秦汉时期，除中原地区人口众多的汉族以外，主要有北方的匈奴，东北的乌桓、鲜卑族，西北的西域各族，东南和南方的百越，西南的西南夷等。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重点文物：狩猎纹骨饰（西汉）、透雕双驼纹铜带饰（西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东汉）、青铜腕饰（汉）、鎏金神兽青铜饰牌（汉）、四联陶罐（西汉）、“滇王之印”金印（西汉）、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纺织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西汉）、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西汉）、吊人青铜矛（西汉）、五牛铜枕（西汉）。
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2件在这里，分别为西汉的“滇王之印”金印、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两诏青铜版（秦）。长13.4厘米，宽11.5厘米。正面刻有两份诏书，一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颁布的统一度量衡诏书；一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诏书，内容是强调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功绩，并表示继续推行这项制度。背面有阴文反书的大字。
“半两”青铜钱（秦）。秦始皇统一币制，规定货币分为二等，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即重24两；以圆形方孔的青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即重12铢。
琅琊刻石（秦）。现存残石为竖直的长方体，高132.2厘米，宽65.8—71.3厘米，厚36.2厘米。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曾五次巡视郡县，以示威强，并刻石颂扬统一海内的功德。这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郡（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所立刻石的后半部。
金缕玉柙（西汉）。又称玉衣、玉匣。长182厘米。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
玉柙由玉片制成，通过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根据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分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东汉时期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皇帝使用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公主等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等使用铜缕玉柙。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考古发掘金缕玉柙9件、银缕玉柙2件、铜缕玉柙12件、丝缕玉柙1件。
龙纹玉璧（西汉）。直径26.3厘米。圆形，谷纹壁，谷纹细若“粟文”，由排列有序的同形颗粒组成。外缘饰以一圈图案化的夔龙纹。
绿釉陶楼（东汉）。通高98厘米。陶楼上有家兵持弩守卫，水塘周围有骑士巡逻警戒。
陶部曲俑（东汉）。部曲是源于汉代至三国时期的一种军队编制，后常指豪强地主的私人家兵。平时耕作，战时攻战，发挥着兵农合一的双重作用。
绿水陶釉亭（东汉）。通高54.5厘米。水亭位于圆形水池之中，池周环绕人物、马、鹅等。亭身高两层，四阿顶，脊端与檐负均饰禽鸟。上层四周有武士守卫，中有男子扬袖起舞，旁有一人抚琴，三人拍手伴歌。亭下层有梯。这是豪强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反映。
“国宝金匮直万”青铜钱（新朝）。长6.2厘米，圆部直径3.1厘米。由方孔圆钱与正方形组合而成，上部圆钱上有“国宝金匮”四字，下部方处有“直万”二字。因史无明载，迄今对其真伪没有统一意见，但作为王莽执政时期发行面值最大货币的观点已被广泛认同。
观展的人真多啊，热点文物前人头涌动，想要镜头里干净清爽，简直是一种奢望。
彩绘鱼雁青铜釭灯（西汉）。高53厘米。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组合而成，呈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釭（gāng）是导烟管的意思，这种带导烟管的釭灯为汉代新创。
金籥青铜戈（西汉）。戈内上近胡处贯穿一筒形金籥（yuè），顶饰一只回首鸳鸯。籥是管子的意思。
错金银鸟篆文青铜壶（西汉）。通高40.5厘米，腹径28.5厘米。壶身表面用金银丝嵌出勾回流畅、纤巧精致的花纹。这些花纹不是无规律分布，而是一个个“鸟篆书”文字，连读起来是一首颂酒诗文，阐明饮酒有“充闰血肤，延寿却病”的好处，是我国以酒为药、养生祛病食疗保健法的较早记录。
错金银工艺是古代汉族金属细工装饰技法之一。最早始见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鸟篆文是古代一种近于图案的文字，春秋战国时已出现。前面我们也参观过春秋时期的“王子午”青铜鼎、“宋公栾”青铜戈等鸟篆纹文物。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西汉）。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犀牛昂首伫立，体态雄健，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为此，国博专门设立了一个“数说犀尊”展厅，以一物一展形式进行全方位解读，让人们从能工巧匠的铸造技艺中感悟古代的审美情操，从犀牛等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中体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意义。
辎车画像砖（东汉）。描绘汉代女子乘坐辎车这种有帷盖的车辆出行的场面。
盐场画像砖（东汉）。描绘蜀地山峦叠嶂、生产井盐的场面。
收获渔猎画像砖（东汉）。上部为弋射图，下部为收获图。
市楼画像砖（东汉）。描绘了汉代市肆面貌。市楼是市肆中最高的建筑，可以观察并监视交易情况。
庖厨画像砖（东汉）
舂米画像砖（东汉）
酿酒画像砖（东汉）
陶船（东汉）。高16厘米，长54厘米。船首有碇，船尾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船尾。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船舵形象资料。
墨石、砚、研石、青铜书刀（西汉）。书刀是用来刮字的，相当于橡皮擦。古人在竹简、木牍上写字，如果写错了，就用书刀刮掉重写。长知识了，以前对文学作品中“刀笔小吏”头上簪笔、手捧简册、腰佩书刀的理解有误，此刀非彼刀，不是砍柴的刀，也不是厨房的刀，更不是刀剑的刀。
松塔形墨（东汉）。高6.2厘米，直径3厘米。呈松塔形，黑腻如漆。可直接用手把握，在砚上研磨，不需另置砚石。
神兽形青铜砚滴（西汉）。砚滴的用途是研墨时向砚内注水，以铜质为主，多采取与水相关的动物造型，有多种形制：有的侧面附有笔插；有的如这件在出水口安装塞子，以便堵塞；有的在进水口装柱形圆塞，柱中心有控制水流的小孔。
扶风纸、金滩纸、旱滩坡带字纸（汉）。西汉时期发明了利用废旧麻料来制作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不但用麻、破布、鱼网，还用树皮为原料，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是造纸技术上的一次飞跃。
旱滩坡带字纸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旱滩坡，发现时衬裱在一辆木牛车上，最大的纸片约5厘米见方，以麻类纤维制成，纸上残存文字墨迹，可辨出“青贝”等字。
铅质算筹（西汉）。长5~16厘米。算筹是珠算发明以前应用广泛的一种计算工具，使用时摆成纵、横固定式的任意数码，按十进位制计算。
日晷（汉）。边长27.4厘米，厚3.5厘米。一种计时工具。使用时将晷（guǐ）摆正放平，在中心大孔中立“正表”，四周小孔中立“游仪”。待日出、日入时将正表与游仪照准太阳位置，就可计算出当日的白昼长度。该晷正表与游仪虽均已遗失，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日晷。
青铜漏壶（西汉）。高48.3厘米，直径19.2厘米。漏壶又叫滴漏、刻漏，是古代一种计时器具。梁、盖处的方孔中插有一支带刻度的箭（已失），箭随壶水外漏逐渐下降，观察刻度变化就可测定时间。壶身外侧有铭文“干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四月造”，明确记载了制造时间，是目前发现的早期计时器实物之一。
“医工”青铜盆（西汉）。高8.3厘米，口径27.6厘米，底径14厘米。口沿上两处、器壁上刻有“医工”。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自铭为医用的器具，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金医针（西汉）。长6.5～7厘米，直径0.12～0.18厘米。金医针分为3种：三棱形的为锋针，用作放血；尖锐的为毫针，用作针灸；圆钝的为鍉针，用作点刺。此件是用作针灸的毫针。针灸是中国古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独创的一种治病方法。金医针的发现，为研究古代针灸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熹平石经”残石（东汉）。高45厘米。“熹平石经”因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而得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石刻。东汉设立太学，儒学经典都依靠人工传抄完成，为减少抄写笔误、理解错误，熹平四年汉灵帝命蔡邕等人将《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经内容刻成46块碑，立于东汉雒阳城南郊太学（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作为儒学经典的标准定本。汉代战乱，殃及石经，少有整石存在，后时有残石出土。
“熹平石经”以标准的隶书一体写成，所以又称一字石经、一体石经，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
彩绘石骑马人（东汉）。高78厘米，长77.2厘米，宽25厘米。以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身著红衣，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刻画生动传神。东汉时期的雕塑风格与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造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东汉则通过线条来表现细部。
击鼓说唱俑（东汉）。高56厘米。刻画了一位正在说唱表演的俳优形象，只见他头戴帻巾，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汉朝时期，宫廷盛行蓄养俳优之风，通常边击鼓边歌唱，插科打诨，烘托气氛。
观伎画像砖（东汉）。长45.4厘米，宽40厘米，厚5.3厘米。左上方绘一男一女席地而坐，男者头上戴冠，身着宽袖长袍，女者头梳双髻，吹奏排箫。右上方有二男伎，一伎右手持剑，剑尖上跳弄一丸，左肘掷弄一瓶；另一伎则上身袒露，双手舞弄七丸。左下方有二乐人席地而坐，正捧着排箫吹奏。右下方为二伎在表演巾舞，一女双手挥动两条长巾起舞，一乐伎右手执槌为之击鼓伴奏。此砖准确地刻画出伎人表演跳丸、舞剑及弄瓶的技巧，为研究汉代的乐舞百戏艺术提供了珍贵资料。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青铜印（东汉）。通高2.9厘米（钮高2.1厘米），边宽2.3厘米。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少数民族首领、官员的官印，印面阴刻“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归义”意为归顺，“亲”以示友好，“长”为官职。这种官印的形式通常为首署“汉”字，下为民族名，再下为“归义”等封号和官职。
“汉归义羌长”青铜印（汉）。汉政府赐给分布在西域昆仑山北麓羌族首领的官印。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汉武帝在滇国地区设益州郡，赐“滇王之印”，对云南实行羁縻统治。这枚金印，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
吊人青铜矛（西汉）。刃部近柄处各吊一裸体男子，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器型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
鎏金四人舞俑青铜扣饰（西汉）。长14.5厘米，高10.4厘米。表现滇国巫师起舞作法场面，4人头戴尖顶高筒帽并排站立，右手执铃，左手挥舞于胸前，口微张，似乎在说教。
群猴环边青铜扣饰（西汉）。首尾相连的猴子充满动感，富有情趣。
五牛青铜枕（西汉）。高15.5厘米，长50.3厘米，宽10.6厘米。呈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雕立牛，背面浮雕三立牛。
七牛虎耳铜贮贝器（西汉）。通高43.5厘米，盖径16.8厘米，底径21.8厘米。器身两侧有对称虎形耳，上面有盖，盖中央立一铜鼓，鼓上站立一牛，昂首张嘴似在鸣叫。鼓的周围顺时针环绕六只牛，牛头一致向外，犄角巨大。牛在滇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贮贝器上的牛顺时针流动性排列，寓意财源滚滚。
五铢钱纹青铜鼓（西汉）。通高57.2厘米，面径90厘米，底径87.5厘米。鼓面边缘环铸6只蹲蛙，中心有12角光芒体。鼓面和周身间饰五铢钱纹、水波纹和云纹。青铜鼓是古代西南地区象征权力和财富的重器，该鼓所饰五铢钱纹系汉代中原地区祈求富贵的常见纹饰，说明当时西南各族和汉族在经济交往、文化融合上关系密切。
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残高40厘米。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贮贝器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相当于存钱罐，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种具有滇国特点的青铜器代表性文物，在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诅盟是一种盟誓仪式，包括设立祭坛、供奉祭品和举行盛大典礼。该器铸有人物129个以及建筑、铜鼓、铜柱、鼎、动物牺牲等，表现的正是杀祭诅盟场面。整体呈筒形，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盖上铸一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主祭人坐在高凳上，周围均为参与祭祀者。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杀猪宰羊等情形。
这些独具特色的贮贝器、铜鼓、扣饰等文物，在云南省博物馆、广西自治区博物馆中可大饱眼福，值得专门去一趟。
玻璃杯（东汉）。外壁饰有两道弦纹，材质为古罗马的钠钙玻璃，不是国产的铅钡玻璃，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交往。
佉卢文井栏残石（东汉）。佉（qū）卢文是贵霜国（古称大月氏）官方文字之一。残石上刻有佉卢文佛教内容的题记，是东汉灵帝年间（公元168～189年）大月氏人流寓洛阳的史迹。
张骞通西域壁画（摹本）。描绘汉武帝带领群臣在长安郊外为出使西域的张骞（持笏跪地者）送行的情景。
★第五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589年），分为五个单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强。战争导致大量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发展。瓷器制造成就显著，青瓷制作技术精湛。社会生活形态发生重要变化，家具、服装等出现新形式。社会的变革和中外文化的交融，使思想文化呈现全新面貌。
东汉灭亡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此后，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中国进入一个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南方出现了代表门阀世族利益的东晋及南朝政权，北方则出现了主要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及北朝政权。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在规模与程度上都超越以往时代，为统一多民族的隋唐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重点文物：青铜弩机（三国·魏）、“亲晋胡王”青铜印（西晋）、元羽墓志（北魏）、侍从陶俑（北魏）、青铜印（北魏）、“汉兴”铜钱（十六国·成汉）、“大夏真兴”青铜钱（十六国·夏）、青铜尺（北魏）、骑马武士陶俑（北魏）、武吏陶俑（西晋）、独孤信墓志（北周）、陶踏碓（三国·吴）。
这一时期，许多政权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受战乱破坏的经济，大量荒芜田地重新耕种，许多水利工程兴建，新的生产技术被采用。北方地区战乱频仍，经济几经破坏、复苏。南方地区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大量人口因战乱南迁，南方劳动力明显增加，一些地区得到开发，北方生产方式、农作物也向南传播，南方经济取得新的发展。重点文物：青瓷猪圈+鸡笼（西晋）、青瓷熊灯（三国·吴）、青瓷羊形烛台（三国·吴）、青瓷香熏（西晋）、青瓷羊形烛台（东晋）、青瓷龙柄鸡首壶（南朝）、黑釉鸡首瓷壶（东晋）、青瓷印花壶（南朝）、青瓷莲花尊（南朝）。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近400年间，人口的流动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饮食、起居、服装等方面互相影响。汉族人以积极的姿态包容、吸取外来生活习俗，各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的风俗礼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的时代风貌。重点文物：陶院落（三国•吴）、“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十六国•前秦）、“传祚无穷”瓦当（北魏）、神兽纹青铜镜（三国·吴）、青瓷褐釉十足砚（南朝）、陶耳杯（三国•魏）、青瓷双柄鸡首壶（南朝）、青瓷托盏（南朝）、鲜卑服陶武士俑（北齐）、鲜卑服陶武士俑（北朝）、陶文官+武官俑（西魏）、陶女俑（东晋）、笼冠陶俑（北朝）、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鸟纹青铜牌（北魏）、陶女乐俑（弹琴俑+歌唱俑）（北魏）、弹琵琶陶俑（北齐）、黄釉乐舞图瓷扁壶（北齐）。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时代，汉族传统文化依然保持着生机与活力，各区域文化因人口大迁移而相互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佛教文化则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中华文明在这一时期海纳百川、吐故纳新，等待着焕然一新的隋唐时代的到来。重点文物：黑釉楼阁佛像陶魂瓶（三国•吴）、四叶八凤佛像纹青铜镜（西晋）、白双且造石塔（十六国•北凉）、石观音菩萨像（北魏）、“王阿善造”石像（北魏）、“咸宁四年吕氏”砖（西晋）、贵妇出游画像砖（南朝）、凤凰画像砖（南朝）、瓷男俑+瓷女俑（西晋）、彩绘执盾陶武士俑（北魏）、陶牛车（北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进一步通畅，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扩大。国内一些城市有不少外国人过往、居住，这些人不仅从事贸易，也带来了外国文化和技术。佛教的广泛传播，成为中国与许多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海上交通也获得发展，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重要记录。重点文物：网纹玻璃杯（北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各式陶俑是一大看点，富有生活气息。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2件在这里：三国“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北朝青釉仰覆莲花尊。这次赤乌款青釉虎子没看到。
银壶（西晋）。高15.8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5.4厘米。出土于青海大通。口沿、腹部和底部分别装饰波浪纹、卷草纹和雉堞纹，具有鲜明的异域风格。波浪纹和卷草纹属于典型的希腊装饰纹样，雉堞纹是古波斯帝国流行的装饰纹样。
青瓷羊形烛台（东晋）。羊的头部和身上点缀着几处褐色的斑点，这是两晋南朝时期瓷器的点彩装饰技法，打破了青釉单一的色调，使瓷器色彩更加活泼。褐色点彩在瓷器装饰技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后来的釉下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青瓷羊形烛台（三国·吴）。全身施釉，釉色莹润。三国时期的制瓷工艺在胚料选择、成型工艺、釉料配置、施釉方法等方面都有改进，青瓷器的产量、质量、种类比东晋时期有明显提高。
陶俑（西晋）。这组陶俑包括骑马俑、文吏俑、武吏俑。在骑马俑中，马匹一侧有一个三角形马镫，这是中国使用马镫的最早实物证据。马镫的出现改变了骑乘历史，不仅便利上下，而且能让骑乘者保持身体平衡，为后来骑乘技术的发展和组建重装骑兵奠定了基础。
青瓷莲花尊（北朝）。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通高63.6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20.2厘米。橄榄形腹，颈肩相接处有六个桥形复系。颈部装饰分三层：上层贴一对飞天，中层刻三圈弦纹，下层贴饰对称的忍冬、莲花纹。腹部、足部雕饰仰、覆莲。整个器物集刻划、贴塑、模印、浮雕等装饰于一身，造型独特，气势恢宏，被誉为“青瓷之王”。
画像砖（三国·魏/西晋）。临摹品。采用红色宽带分割出画面的外框，然后以墨线勾出景物的框架，再染上淡彩，或留飞白，或出线外，以粗犷大方的技法，再现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生活。
青瓷魂瓶（西晋）。魂瓶是三国和西晋时期独特的随葬明器。此瓶通体施青釉，装饰有楼阁、各式人物和动物，采用了堆塑、雕贴、模印等装饰手法。魂瓶上堆塑的仙人、瑞兽体现了当时本土的“升仙思想”，佛像则是早期佛教文化的影响，亭台楼阁展示了江南建筑的特色。魂瓶的装饰多样、造型繁复，是魏晋时期瓷器工艺技术改进和创新的体现。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北齐）。壶腹两面模印五位高鼻深目的西域人乐舞场面：中间一人脚踩莲花座，表演胡腾舞；左边二乐人吹笛、击掌，右边二乐人弹五弦琵琶、击钹。胡腾舞原为中亚塔什干地区的民间舞蹈。
弹琵琶陶俑（北齐）
陶女乐俑（十六国）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步摇是中国古代妇女的重要头饰之一，多用金玉等材料制作，呈树枝形状。当佩戴者行走时，饰物随着步履的颤动而不停摇曳，因此得名“步摇”。上下两图中的步摇是北方游牧民族典型的装饰品，以草原上常见的马、牛、鹿等动物形象为主题纹饰。
牛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
网纹玻璃杯（北魏）。高6.7厘米，口径10.3厘米，足径4.6厘米，壁厚0.2厘米。腹部缠贴3条波纹作为装饰，每条波纹有10个波峰，3条波纹互相衔接形成网目纹。此杯经检测为钠钙玻璃，属于罗马玻璃，是中西往来的物证。
鎏金镶嵌高足青铜杯（北魏）。高9.8厘米，口径11.2厘米，足径6.8厘米。器身上部为两行联珠纹，以卷草纹相间，下部为棕榈叶纹，鎏金和宝石已剥落。花纹装饰与国外所藏巴克特里亚酒杯类似，学者称之为“巴克特里亚之花”。
三体石经（三国·魏）。残高112厘米，宽46厘米，厚14.8厘米。此石经因立于魏正始年间又称正始石经，用战国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尚书》《春秋》及部分《左传》文字，反映了古代字体的演变过程。前面说过，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官方“教科书”，古代共有七次大规模刊刻：东汉灵帝《熹平石经》、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石经》、唐文宗《开成石经》、五代十国后蜀孟昶《广政石经》、北宋仁宗《嘉祐石经》、南宋高宗《御书石经》、清高宗《乾隆御定石经》。
陶骆驼（北齐）。高29.8厘米。驼背上面装载着丝绢，两侧搭着木排条状的毡架，用来折叠张合、支撑帐篷，生动地反映了丝路商人的生活与骆驼密不可分。
陶马（北朝）
陶牛车（北齐）。牛车在汉代主要是穷人乘坐或用来运载货物，有身份地位的人一般乘马车。魏晋盛唐时期，牛车因行驶缓慢平稳、车厢宽大舒适而成为主要出行工具。
白双且造石塔（十六国•北凉）。残高46厘米、底径21厘米。石塔由一位名叫白双且的居士于缘禾（延和）三年（公元434年）所造，现仅存塔基、塔身和塔肩三层。底层八角形塔基上雕刻施主的发愿文和佛经，中间圆柱形塔身雕有六尊佛坐像和菩萨像。这类石佛塔大多雕刻于北凉时期，被称为“北凉石塔”。部分石塔上刻有八卦符号，且发愿文的主要内容是为君王、父母、师长祈福发愿，表明早期佛教是依附和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的。
施胶纸（十六国·后秦）。长28.7厘米，宽13.2厘米。1928年新疆吐鲁番出土。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表面施胶纸。施胶技术是在造纸过程中将动物、植物的胶和淀粉掺入纸浆或刷在纸面上，使得结构更加紧密、表面更加平滑，有利于书写、绘画。
“张开（？）造”白石观音菩萨像（北魏）。高29厘米，宽13厘米。菩萨头戴花蔓冠，右手持莲蕾，左手握玉环，跣足立于覆莲座上。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外来佛像影响，都不像中国本地人。这尊菩萨像面容清秀，衣文线条阴刻，都是中国艺术元素的体现，是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代表。
王阿善造石像（北魏）。高27.8厘米，宽27.5厘米。这是一尊道教造像。正面浮雕两位长髯道长和三位头戴道冠的女官，背面浮雕乘车、骑马图，刻文表明此像由女信徒王阿善所造。魏晋南北朝是道教发展的关键时期，建立了以“太上老君”为核心的神仙理论体系。早期道教徒一般不立像，因而早期道教造像流传较少。
彩绘执盾武士陶俑（北魏）。双目圆睁，嘴角下撇，表情狞厉，表现出无畏的气势。
画像砖（南朝）。东晋南朝时期的绘画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但流传至今的画作极少，只能从文献中探幽寻迹。这组河南邓州出土的画像砖为我们开启了窥知东晋南朝绘画的窗口，不仅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还展示了古代绘画艺术中线条的灵动之美。
★第六部分★隋唐五代时期（公元581—960年），分为六个单元。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无论是隋唐前期的鼎盛局面，还是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转折，其宏大的格局、开放的气势、壮阔的场面，均为前代所无法比拟。
经过300余年的分裂割据与民族融合，6世纪末，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兴盛的统一时代。隋唐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统治疆域大大扩展，各民族间交往愈益密切，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成为继秦汉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重点文物：青瓷武士俑（隋）、彩绘贴金骑马俑（唐）、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唐）、钱镠铁券（唐）、鎏金铜衔门环铺首（前蜀）、牙雕佛传造像（唐）。
隋唐时期，社会保持较长时期安定，人口迅速增长，统治集团采取了鼓励生产的政策，因而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高度繁荣局面。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流域经济迅猛发展，江南渐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成为定局。重点文物：墨绿地狩猎纹印花纱（唐）、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唐）、“灵山孕宝”瑞兽青铜镜（隋）、花鸟人物螺钿青铜镜（唐）、“都省铜坊”青铜镜（南唐）、秘色葵口瓷盘（唐）、白瓷鸡首壶（年）、白瓷龙柄传瓶（隋）、青釉褐彩诗句瓷壶（唐）、黄釉褐斑“何”字贴花瓷壶（唐）、三彩天王俑（唐）、“开元通宝”青铜钱（唐）。
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使得社会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加精致、多彩。各民族及中外交流的空前频繁，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开放和多种文化习俗融合的时代特色。服饰推陈出新，更加绚丽多彩，饮食增加了许多新品种，“胡服”、“胡妆”、“胡食”和“胡乐”曾流行一时，妇女有骑马出游之风，马球等娱乐竞技活动也盛行起来。重点文物：笼冠陶俑（隋）、彩绘武服陶俑（唐）、三彩釉陶文官俑（唐）、三彩釉陶武士俑（唐）、三彩釉陶胡服牵马俑（唐）、男装女陶俑（唐）、鎏金银簪+银钗（唐）、鎏金银香囊（唐）、七子纹青瓷盒（五代十国·吴越）、饺子+点心及食具（唐）、越窑青瓷瓜棱注子（唐）、狩猎纹高足银杯（唐）、白瓷茶具及陆羽像（五代）、鎏金莲瓣银茶托（唐）、镶金边白玉杯（隋）、莲瓣纹青瓷钵（五代十国·吴越）、三彩釉陶女坐俑（唐）、青白釉瓷牛车（唐）、蓝釉陶驴（唐）、椭圆形绿玻璃瓶（隋）、白瓷砚（唐）、白瓷枕（五代十国·吴）、带盖银药盒（唐）、演奏陶俑（唐）、舞蹈陶俑（五代十国·南唐）、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唐）、三彩绞釉陶狩猎骑俑（唐）、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隋）。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唐诗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奇葩。书法、绘画与雕塑名家辈出，成就卓然。音乐、舞蹈融汇外来艺术精华，形成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天文、历法、地理、史学、医药、造纸等诸方面都取得重大进步，雕版印刷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创造。佛、道二教也在这一时期走向兴盛，对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重点文物：红衣舞女壁画（唐）、三彩釉陶马（唐）、三彩釉陶女俑（唐）。
隋唐时期，许多边疆民族建立了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回纥（后改称回鹘），西南的吐蕃、南诏以及东北的渤海。中原王朝执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频繁。边疆各族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成就，同时也对汉族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些边疆民族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发生过纠纷和战争，但总体上说，各民族之间进一步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日益发展壮大。重点文物：步辇图（摹本）、布达拉宫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塑像（图片）、唐藩会盟碑（图片）。
长安是隋唐两代的首都，长安城的宏伟和繁华反映了唐代国力的强盛和文化昌明。长安也是国际性大都市，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中心。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极盛，海上交通的规模也远超前代。中华文明在亚洲各国广泛传播，并远达欧洲、非洲，同时也因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而更加丰富多彩。
隋唐五代时期的文物，陶俑、唐三彩比较出名，许多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文物也值得一看。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3件在这里：隋代的绿玻璃盖罐、绿玻璃小瓶和唐代的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这次隋代的两件玻璃制品没看到。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唐）。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骆驼俑高58.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昂首挺立的骆驼上载有5个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该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实际不止三彩，而为多彩。器物釉料中掺入适量氧化铜便呈绿色，掺入氧化铁则呈黄褐色，掺入氧化钴可呈蓝色，交错使用即产生多种色彩。
该件表现的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告诉后人两个事实：一是现实中双峰骆驼高2米左右，驮载5个成年男子负重达250千克，说明平时训练有素。二是5个艺人在驼背没有围栏的平台上载歌载舞、展现高难度技艺，说明唐代高空平衡表演的水平很高。
钱镠铁劵（唐）。长52厘米，宽29.8厘米，厚0.4厘米。这是唐昭宗镐赏钱镠（liú）平定董昌叛乱的金书铁券（民间俗称“免死金牌”），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铁券实物。上刻333个金字，包括钱镠的官职、功绩等，还特别说明对其本人可以免死九次。该件为复制品，国博的原件没舍得拿出来，杭州钱王祠、临海市博物馆、临海市东湖公园荣兴堂也有复制品陈展。
鎏金青铜衔环铺首（十国·前蜀）。铺首是中国传统建筑门饰，通常以铜、铁做成圆形底盘，上置门环，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其底盘一般制成兽面，多为椒图、饕餮、狮、虎、螭龙等凶猛兽类，有的仅作装饰用，也有用于青铜器、陶器等器物上作为提手。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高113.5厘米，宽58厘米，厚11.7厘米。武士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头顶凤翅盔，脚踏牛形怪兽，双手扶宝剑，肩上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这件文物被称为“海归天王”，1994年出土后被盗运至美国，经我国政府多方交涉，2001年得以回归，是第一件从海外无偿追回的文物。
小团花锦（唐）。新疆吐鲁番出土。
吉字纹锦（唐）
联珠鸟纹锦（唐）。联珠纹样中配以鸟纹，造型精美完整，富有装饰意趣。联珠鸟纹是典型的波斯萨珊朝纹样，经丝绸之路传到中国。
“灵山孕宝”瑞兽青铜镜（隋）。直径18.4厘米。背面的瑞兽花纹寓意吉祥，四周环绕铭文“灵山孕宝，神使观炉，形圆晓月，光清夜珠，玉台稀世，红妆应图，千娇集影，百福来扶”，大意是对这面镜子的赞美和对使用者的祝福。
“都省铜坊”青铜镜（五代十国·南唐）。直径17.6厘米，厚0.3厘米。镜背为素地，上铸“都省铜坊匠人房宗”及“官”字款。“都省”即尚书都省，“铜坊”是尚书都省管辖的手工作坊，“官”字说明是官营作坊，“房宗”为制作者姓名。该镜厚度仅3毫米，既轻又薄，用料极省，是因为五代十国因战争之乱，铜资源十分紧张，实行严厉的“铜禁”。
葵口三足狮子纹鎏金银盘（唐）。高6.7厘米，口径40厘米。银盘中间饰一雄狮，回头嘶吼，形象逼真，周边没有其他纹饰；银盘四周饰牡丹花纹。中国本土不产狮子，主要产于非洲和西亚。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繁盛，来自西域的狮子随之增多，在手工业制作上留下外域文化的烙印。
三彩持盘女陶俑（唐）。高45.3厘米。体态丰腴，相貌端庄，上着半臂衫，外套圆领绿底白斑袍，下穿褐色裤，足蹬翘尖履。左手托盘，内有三粒果，右手翘兰花指，掌心覆盘上。陶俑刻画惟妙惟肖，是现存唐三彩品相好且保存完整者之一。
三彩釉陶方柜（唐）。唐三彩的造型多是人物或动物，这种日常生活中所用器物造型不多见。
秘色葵口瓷盘（唐）。高4.5厘米，口径20.8厘米，底径9.8厘米。关于秘色瓷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解释是只供宫廷专用，藏在深宫鲜为人见，且数量极少，故称秘色。但现在一般认为，秘色瓷是指越窑的青瓷精品，是贡瓷的组成部分，但并非专供皇室。还有一种解释秘色瓷实为“密室瓷”，古代“秘”与“密”是通借字，意为一种在密封空间里烧制的瓷器。这件瓷盘历经一千多年，表面依然水润光泽、清亮明澈，可见工艺之精湛。目前发现的秘色瓷只有13件，因而无比珍贵。
鎏金铜尺（唐）。正面分为十等分，花、草和动物间隔出现，每朵花形态各异。
黄釉褐斑“何”字贴花瓷壶（唐）。高23.9厘米，口径10.5厘米。流下贴模印花母子狮纹，系下贴模印花椰枣纹，3块贴花中皆有“何”字。湖南博物院、长沙博物馆有很多这样的长沙窑釉下彩绘精品。
“开元通宝”青铜钱（唐）。圆形方孔，直径2.4厘米，重4克。“开元通宝”自唐武德四年（621）开始铸造，因质量上乘，通货管理得当，深受老百姓喜爱，流通时间长达289年，是唐代使用时间最长、流通数量最多的货币。它将以往货币单位由标示金属重量改为纯粹的货币符号，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以通宝、元宝等作为铸币标示的货币系统。同时，“开元通宝”每十枚重一两，改变了秦汉以来以二十四铢为一两的衡量方式，逐步形成以十钱为一两的衡量标准，在中国货币史上意义重大。
笼冠陶俑（隋）。笼冠本为武官之冠，东汉末年退出实战领域。原本结扎很紧的网状巾牟，逐渐演变成笼状硬壳，称为“笼冠”。
骑马女陶俑（隋）。高38厘米。女俑体态娇小，是隋与唐初清秀型妇女形象。
便服男陶俑（唐）。体型较胖，笑容可掬，发髻高高隆起，双手握持腰带。
男装女陶俑（唐）。女着男装在古代较为罕见，只有在气氛宽松的唐代才可能蔚然成风。
三彩釉陶胡服牵马俑（唐）。身着胡服，上身微前倾，双手高低错落作牵马状。
彩绘陶戴帏帽女骑俑（唐）。帏帽原是西北游牧民族出门防风沙的实用帽子，传到中原后成为女性外出的时尚装饰品。在唐初很流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使其更为风行。因为陶瓷烧制帽子的难度较大，所以戴帽陶俑不多。
三彩釉陶女坐俑（唐）。高28.7厘米。头绾圆髻，上着紧袖衫，外套短襦，下穿翠绿高腰百褶笼裙，颈围披肩，安然垂足端坐在束腰敦形坐具上。
彩绘陶武将俑（唐）。左侧俑为明光铠形象，右侧俑为朝服形象，均彩绘贴金。
蓝釉高髻女陶俑、蓝釉胡装女陶俑（唐）。唐三彩中蓝釉的原料钴，产于中东地区，经丝绸之路进入唐朝，因量少而名贵，素有“三彩挂蓝，价值连城”之说。
蓝釉陶驴（唐）。全身施蓝釉，鞍鞯勒饰俱全。驴最初被认为是匈奴之“奇畜”，到东汉时已成普通家畜。百官一般骑马不骑驴，但驴比较便宜，逐渐为民众普遍使用。
三彩黑釉陶马（唐）。高67.2厘米，长78.2厘米。全身黑色，唯马面、鬃尾和四蹄为白色，是文献中“龙种神驹，四蹄踏雪”的艺术再现。
三彩釉陶三花马（唐）。高54.6厘米，首尾长54.5厘米。通身白色，鬃上剪三花，马鞍披深绿色绒毯状鞍袱，胸前和鞍后均络绿色革带。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一种饰马方式，据说是受突厥马饰的影响。目前出土的马俑有一花、二花和三花马。三花不仅是装饰，还是良马的最高标志。
三彩绞胎狩猎骑马陶俑（唐）。高37厘米，马长29厘米。猎人身穿绿色圆领长袍，足蹬褐色靴，右手立一猎鹰，左手举食喂之，腰间佩刀挎箭。陶马施赭褐色釉，背驮一猎物，两者釉色浑然一体。绞胎法是用两种以上色彩的泥土做原料，进行特定的切叠绞合，贴敷在胎体表面，修整、干燥、施釉后烧成成品。
胡人骑骆驼陶俑（唐）
三彩釉陶胡俑（唐）。高29厘米。络腮胡须，深目高鼻，似全神贯注牵马。
昆仑人陶俑、胡人行旅陶俑（唐）。左边昆仑人陶俑左手握拳，右手高举，似做表演状。右边陶俑表现的是背负行囊、长途跋涉的胡人。昆仑这个名称三国时已有记载，指肤色较黑之人，而非人类学上的黑种人。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唐）。共5件，高32～36厘米，均为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马球是盛行于唐五代的一种全民体育活动。
饺子、点心及食具（唐）。饺子在汉代、点心在唐代已有文字记载，这些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物品，反映了新疆与内地在生活习俗方面的相互影响。
安济桥石栏板（隋）。安济桥又称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初建于隋代，后多次修建。历代留下的栏板，大多被掩埋在河底或存放在桥旁的博物馆中。这件隋代物品，是1950年代重修时从桥下淤泥中所得。栏板两面雕龙，正面双龙周身鳞甲，身体相向似钻穿栏板，头相背，前爪互推；背面两龙相对而驰，身体绞缠，后肢撑地。
彩色供养菩萨（唐）。甘肃敦煌莫高窟出土。半跪的供养菩萨面容丰满庄严，神情虔恭文静。
鎏金铜水月观音像（吴越）。通高38.5厘米。观音以自然舒适的姿态坐在岩石上，身后是圆轮状火焰背光。
演奏陶俑（唐）。共6件，均为男性，或盘或跪，姿态端正，神情专注，分别执琵琶、横笛、排箫、箜篌、笙、拍板进行演奏。其中横笛、排箫、笙为华夏传统乐器，琵琶、箜篌、拍板由西域传入。
舞蹈陶俑（五代十国·南唐）。脸部丰满，五官清晰，双袖舞动，姿态传神。左侧为舞蹈女俑，右侧的舞蹈男俑较罕见。
红衣舞女壁画（唐）。身穿敞胸窄袖衫，下着红白长褶裙，手执披帛，舒展双臂，正在表演巾舞。
吹排箫伎壁画（唐）
突厥石人（唐）。大眼、阔脸、八字胡须，双手下垂在腹部交叉。出土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反映了突厥人在墓前立石人纪念的葬俗。
双鱼金花银碗（唐）。碗内底心有鲤鱼和鲶鱼两条鱼同向浮游，寓意连年有余。
鎏金花鸟纹银碗（唐）。高4.3厘米，口径11.5厘米。重203.1克。底部为两只鸳鸯展翅于花丛中，外围饰弦纹和花瓣纹，内壁饰有两两相对的璜形图案，錾有花叶。
鹿纹十二瓣银碗（唐）。高4厘米，口径14.7厘米。碗壁为凸凹起伏的12个瓣，口沿以下渐收，内底中心有一只花角立鹿。鹿在中西方均有，但纹饰形象有所区别。波斯和粟特艺术中的鹿为花角鹿；中国纹饰中均为平顶，呈灵芝状。
环柄银杯（唐）。高6.3厘米，口径7厘米。一看这个杯柄，就是外来器物风格。
镶金边白玉杯（隋）。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由上等和田玉雕琢而成，口沿镶金带一周，通体光洁无纹饰，寓意“金玉满堂”。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隋）。长43厘米，重91.25克。项链由28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链珠均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其上各嵌珍珠10颗。上端正中为圆形深蓝色垂珠，下端居中为一红色鸡血石，下挂嵌青金石的心形金饰。整条项链在鸡血石的鲜红、青金石的宝蓝、珍珠的洁白、黄金的金色交相辉映下，显得鲜艳夺目、雍容华贵。
孔雀蓝釉三系瓶（五代十国·闽）。高75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16厘米。状如橄榄，通体施孔雀蓝釉。从造型、胎釉、装饰工艺上，应是9世纪前后古代波斯制品。出土于福建福州北郊，共有3件，另外两件分别藏于福建博物院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玄奘题名石佛座（唐）。边长51厘米，通高43.5厘米。重191.6千克。上部莲花座中间为安置佛像的长方形凹槽（佛像已不存），下部方形座刻有“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共20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是玄奘逝世前二年，此时他在玉华宫带病翻译《大般若经》。石佛座可能是玉华寺僧众和随他来此的译经僧代造，目的是祈祷玄奘康健、完成佛经翻译。
阙楼壁画（摹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唐代界画。以门阙构图为主体，各以一座母阙、两座子阙排成“三出阙”，反映了唐代皇宫阙楼建筑形象。
步辇图（摹本）。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作品，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画面描绘的是唐贞观十五年（641）身穿窄袖锦袍的松赞干布使臣禄东赞向唐太宗请婚的场景。图卷右半是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中，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
布达拉宫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塑像
唐蕃会盟碑。原碑于唐长庆三年（823年）设立在西藏拉萨大昭寺前，又称甥舅和盟碑、长庆会盟碑。碑文是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的公元821～822年唐穆宗与吐蕃赞普可黎克足缔结的友好盟约，强调“社稷协同如意”“舅甥相好”，表达了汉藏两族世代友好的愿望。
《客使图》壁画（摹本）。画中共有6位人物，描绘的是唐朝外交机构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前面三人为鸿胪寺官员，后面三人为宾客使臣。
★第七部分★辽宋夏金元时期（公元916年—1368年），分为五个单元。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从多民族政权的并立走向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重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和文化的高度发展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宋元海外贸易繁盛，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从公元10世纪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新的格局。汉族建立的宋统治了从黄河中下游流域直至南海的地区，后被迫退缩到江淮以南，但始终在经济、文化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形成了多民族格局。13世纪蒙古族兴起后，结束了多政权并立、对峙的局面，实现了大统一。西藏等地区成为中国版图中新的组成部分。四百余年间，虽然战乱不绝，但各民族间的交流持续不断，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也非常密切。重点文物：“鄜延第四将带器械”青铜牌（北宋）、“敕燃马牌”（西夏）。
两宋时期，经济重心转向南方。租佃契约关系在城乡普遍推行，佃农和独立工商业者迅速增多，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大城市增多，草市遍及乡镇，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以往各地区的经济分隔，农业得到恢复，工商业日趋繁荣。重点文物：官窑粉青釉三足瓷炉（南宋）、哥窑鱼耳瓷炉（南宋）、官窑青釉贯耳壶（南宋）、褐釉剔花扁壶（西夏）、钧窑玫瑰紫海棠式瓷花盆（宋）、枢府窑瓷盘（元）、钧窑镂空座四兽面双螭耳瓶（元）、磁州窑白釉黑花婴戏图罐（元）、至元通行宝钞（元）、嘉祐青铜则（北宋）。
城市的发展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带动了商品市场和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人们对生活消费提出了更高要求，衣食住行与市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日常用品趋于精致华美，种类十分丰富。在精神生活领域，娱乐活动逐渐走向商业化、平民化，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局面。重点文物：繁塔砖（北宋）、双凤麒麟石雕（元）、“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青铜版（宋）、“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南宋）、鳞纹银壶（辽）、柳毅传书故事场面青铜镜（金）、妇女斫鲙雕砖（北宋）、妇女涤器雕砖（北宋）、青白釉带温碗酒注（南宋）、傀儡戏青铜镜（宋）、蹴鞠纹青铜镜（宋）。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和中外交通得到空前发展，加强了我国与亚、欧、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重点文物：阿拉伯数码字铁方盘（元）。
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元代文化则体现出多元性。这一时期，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领域涌现出众多的名家和名作，多个民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天文、数学、医药学、火药、印刷术、指南针、造船技术等都居于世界前列，并通过丝绸之路远播海外，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重点文物：赵孟頫《致景亮书》册页（元）、铜壶滴漏（元）、针灸铜人（明仿宋铸制）、水浮法指南针（北宋）、“天文图”碑拓片（宋）。
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目前没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列入。
西夏文“敕燃马牌”青铜敕牌（西夏）。通高18.5厘米，直径14.7厘米。由两个圆形青铜牌组成，一片青铜牌刻西夏文“敕”，另一片刻四个西夏文“敕燃马牌”，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疾驰”。目前已见的西夏符牌有二十多面，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敕燃马”牌，用于传递紧急文书、命令；二是“防守待命”牌，由军营守御者使用；三是“内宿待命”牌，用来证明宫内宿卫人员的身份。
列鞢（金）。全长37.7厘米。女真族贵族腰间佩带的饰品，由金、银、玉石、玛瑙制成。
中兴四将图（复制品）。描绘南宋四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全身立像。南宋建立之初，金兵多次南下，宋朝军民顽强抵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双方订立“绍兴和议”，形成长期对峙局面，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为宋室“中兴”。刘光世、岳飞等四人在建立与巩固南宋政权、抵抗金兵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被誉为“中兴四将”。
秦侩铁跪像（清）。原在北京崇文门外精忠庙。秦侩为南宋初年权臣，1141年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后推动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
《元祐党籍碑》石刻拓片（南宋）。纵140厘米，横79厘米。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以推崇新法为名，将自己的政敌与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309人定为“元祐奸党”，在各地立碑刻石，后被销毁。元祐（1086—1094）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由于元祐年间是由反对新政的旧党当政，因此后来的党争中被用来指称旧党及其成员。
褐釉鸡冠壶（辽）。高24厘米。鸡冠壶又称“皮囊壶”“马镫壶”，是最具契丹族游牧色彩的器物。该壶形如皮囊，上部有鸡冠状装饰，壶身边缘堆塑泥条以仿造皮革接缝，并饰有逼真的针脚纹，让人想起游牧民族马背上的生活。
褐釉剔花扁壶（西夏）。高33.3厘米，腹径32厘米。腹部扁圆，正面饰两组褐釉剔刻牡丹花纹。剔花是传统装饰技法之一，在陶瓷器上刻好纹饰后剔去多余部分，再上釉加工成形。
耀州窑青釉刻花莱菔瓷尊（宋）。高24.2厘米。瓶体修长，肩部弧线优美，形似莱菔（láifú，萝卜的别称），是耀州窑特有的瓶式。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宋）。高22.7厘米，口径23.4厘米。釉色紫蓝，上浅下深，并表现出与色地不同的不规则流动细线，俗称“蚯蚓走泥纹”。宋代有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五大名窑，其中钧窑属于青瓷系，以釉色绮丽多变闻名。
钧窑镂空座四兽面双螭耳瓶（元）。高58.3厘米，口径17厘米，底径18厘米。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瓶形，下为镂空瓶座，连为一体。瓶体通施天蓝釉，釉层较厚，釉色不匀，部分流于底部，俗称“流釉”。
官窑青釉贯耳瓶（南宋）。高22.8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9.6厘米。仿古代青铜投壶造型，直口阔腹，釉色粉青，端庄典雅，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官窑是指中央官府开设的窑场，专门烧制御用瓷器。
哥窑鱼耳炉（南宋）。高8.8厘米，口径11.9厘米，足径9.2厘米。通体米黄色，釉色柔和，布满开片，形成独特的金丝铁线之美。哥窑窑址和性质不详，目前传世瓷器较少，多藏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海外。
龙泉窑粉青釉凸花葫芦瓶（南宋）。高26.9厘米，口径4.7厘米，足径9.2厘米。通体施粉青釉，瓶身上下部位堆贴缠枝花卉，纹路凸起处因流釉而显出胎质的白痕，俗称“出筋”。龙泉窑中心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县。葫芦式瓶是南宋后期龙泉窑创新品种之一，线条流畅，造型新颖，给人清新活泼之感。
龙泉窑青釉缠枝牡丹纹瓷瓶（元）。高45.5厘米，口径19.5厘米，底径13厘米。腹部主体为缠枝牡丹纹，下方衬以剑叶纹，通体施青釉。
吉州窑玳瑁釉碗（宋）。高5.3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3.4厘米。玳瑁斑纹因酷似海龟科动物玳瑁的背甲而得名，器表黑黄赭等纹饰相间，是吉州窑瓷器主要品种之一。吉州窑位于今江西吉安，瓷器品种丰富，尤以黑釉器变化多端。
三彩釉印花游鱼海棠式长盘（辽）。高2.1厘米，长27.6厘米。形如海棠花，盘底为落花游鱼。辽三彩是在唐宋时期三彩工艺基础上烧成的多彩低温釉陶。
青花云龙纹玉壶春瓶（元）。高29.8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9.9厘米。束颈，颈腹过渡圆滑流畅，饰青花云龙图案。元代瓷器采用釉下彩技术，创造了以青花和釉里红为代表的新品种，“元青花”达到古代青花瓷器的巅峰。
磁州窑白釉黑花婴戏图罐（元）。高30厘米，口径18.5厘米，腹径31厘米，足径12厘米。白地罐体上以黑色绘出主题图案，图案一面是身穿肚兜的孩童手拿一枝花站立在花丛间，另一面是盛开的荷花。这件文物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常见的出土文物，而是一件出水文物，出水地点位于辽宁省三道岗海域，是元代海上贸易繁荣的见证。
“行在会子库”青铜版（南宋）。长18.4厘米，宽12.4厘米。这是南宋印制纸币“会子”的工具，中国最早行用纸钞的实物资料，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钞版。印版分为三个部分：中部“行在会子库”的“行在”指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会子库”是会子的发行机关。上部方框内辑录当时的伪造会子法，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等56个字；左边刻“大壹贯文省”字样，右边刻“第壹佰拾料”字样，其中“壹贯文”和“壹百拾”是活字，可按需更换。下部为山泉花纹图案。
“兴定宝泉”青铜版（金）。长27厘米，宽13.5厘米。金政府1154年开始发行交钞，后来由于通货膨胀，经常更换新钞，改变钞名，这是其中的一种。上部为相交叉的两串钱图，其下为单线条长框，框内分两部分，自上而下是两行横书“兴定宝泉”“贰贯闻省”，其下两侧纵书“伪造当斩”，“赏陆佰贯”，中间上方纵书“字料”、“字号”，下方横书“南京路”，之间以线条分隔。下部以牡丹花纹环绕圆形文字，正中大字“伪造者斩赏陆佰贯仍给犯人家产”，左右两边各五行字。
“至元通行宝钞”青铜版（元）。元朝从1260年开始以政府发行的纸币作为唯一合法货币，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和至正中统交钞，其中以“至元通行宝钞”使用时间最长，也是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为配合发行还颁布了《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款，是世界上最早的较完备的币制条例。这件铜版的面值为贰贯，相当于二千文铜钱。
至元通行宝钞（元）。长31厘米，宽21.8厘米。1959年西藏自治区萨迦寺内发现。这是一张元朝时期的纸币，以楮树皮制作，所以又称“楮币”。钞面上印有宝钞名称、币值、发行机构、防伪花纹、伪造处罚等信息。
“嘉祐”青铜则（北宋）。高30厘米，厚20厘米。重64千克。铜则是官府颁发的标准衡器，相当于砝码。这件铜则通体刻细团花，前后两面刻有铭文，一面是“嘉祐元年丙申岁造”，即公元1056年造，一面是“铜则重壹佰斤黄字号”。根据实测重量推算，当时每斤合640克。
瓜棱形青铜秤锤（宋）。秤锤也称秤铊、权，与秤杆（衡）一起用于称重，并形成权衡理念和相关制度。
嵩德宫铜铫（辽）。全长27.2厘米，高8.4厘米。重1千克。这是一件由朝廷铸造的标准量器，器内有档隔分为上下两个皿状容器。上部容器容量为1047毫升，下部500毫升。外壁刻有铭文“嵩德宫造重一斤□□□三日”。铫（diào）是一种大口有柄的烹煮器。
繁塔砖（北宋）。长30.2厘米，宽30厘米，厚11.5厘米。这里的“繁”不读fán（凡），而读pó（婆）。此砖为繁塔浮雕砖，正中深凹处为圆形佛龛，浮雕高鼻深目胡僧像。僧人身背经箧，手持拂尘，一只虎紧随其旁。这是唐宋时期比较常见的“行脚僧”图，描绘的是西域胡僧东来传经授法的情景。
“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南宋）。直径16.9厘米，边厚0.4厘米。八瓣葵形，镜背左侧有长方形名号字框，内有“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两行十四字。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很多商品已实现区域化规模化生产。出于市场竞争需要，这些商品往往标明产地和制作者名号，打造自己的品牌。该镜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吉州李道工夫”葵花青铜镜（南宋）。直径17.4厘米，边厚0.4厘米。镜背双线长方栏内铸铭一行六字“吉州李道工夫”。“吉州”即今江西吉安，“李道”为店家字号，“工夫”指精细制作。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青铜版（宋）。长13.2厘米，宽12.4厘米。这块青铜版是用来印刷广告的，印版上方标明店铺字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刻有一幅“白兔捣药图”，图案两侧注明“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图案下方是广告词“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宋代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招牌和广告意识浓厚。这块广告青铜版既有店铺标记，又宣传了商品质量和售卖方法，信息量很大，是现存最早有关商品宣传广告的实物。
“张四郎”圆银碟（宋）。高1.2厘米，口径8.4厘米，底径6厘米。重27.8克。出土时共九件银碟，形状、大小完全一样，底部有工匠名“张四郎”戳记，区别在于内底錾刻了不同花卉，分别是牡丹、樱桃、绣球、秋葵、梅竹、栀子、山茶、芙蓉、束莲等九种，象征吉祥富贵。
柳毅传书故事场面青铜镜（金）。直径10厘米，边厚0.2厘米。重100克。故事取材于唐朝李朝威传奇《柳毅传》。镜钮左侧树下站一对男女，拱手见礼，河边一侍者牵马立于一旁。表现的是洞庭湖龙君小女儿牧羊道旁，向柳毅诉说嫁给泾河小龙的不幸，柳毅应允为她传递书信的情景。金代人物故事镜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写实性纹镜，以出游、观景、渔猎、耕作、嬉戏等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画面上树木、山石、水波等风景的比例较大，人物比例小；另一类是神话传说故事镜，如八仙过海、吴牛喘月、许由巢父等，构图中人物比例较大。
蹴鞠纹青铜镜（宋）。直径10.6厘米，厚0.6厘米。镜背高浮雕男女四人蹴鞠场景：左侧一个高髻女子正在踢球，右侧一个头戴幞头的男子仿佛正在防守，另有两人在旁观看。蹴鞠是古代一项类似现代足球的运动，起源于春秋战国。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蹴鞠运动广为发展流行。
双凤麒麟纹石雕（元）。长105厘米，宽120厘米，厚13厘米。画面主体采用四连弧的开光装饰形式，中以缠枝纹衬托双凤戏珠图案。开光之下是两只追逐嬉闹的麒麟，背景是海涛纹。
妇女涤器雕砖、妇女斫鲙雕砖（北宋）。左右两图分别表现妇女在长桌前清拭茶具、剖鱼做饭的场景。线条清晰，栩栩如生，富有生活气息。
叉手男侍石刻（宋）。花冠，圆领、小袖开叉衫子。双手交叉行叉手礼。叉手礼是唐宋时期的标准礼敬方式，从西晋一直沿用到元朝，明朝时废止。
托盘侍女石刻（宋）。头挽高鬓，面带微笑，着长裙。左手袖内托盘，右手扶盘沿。与唐代女子的雍容丰满不同，石刻中的宋代女子大都瘦削轻盈，妆容和服装也追求淡雅含蓄，清新自然。
执注子侍女石刻（宋）。注子是宋代最盛行的酒具之一，始于晚唐，五代时盛行，与温碗配套使用。
二侍填香石刻（宋）。两人着展翅璞头，系腰带，正往狮子托莲的香炉中填香。
“丁都赛”戏曲雕砖（宋）。长28.4厘米，宽9.3厘米。模印一女性戏装全身像。人物侧身站立，身穿圆领长袍，腰系帕带，足蹬高筒靴，后腰插一团扇，双手抱拱作揖状。右上方刻有“丁都赛”三字，表明刻划的是北宋徽宗年间汴京著名女杂剧艺人丁都赛。
元戏曲场面壁画。七男四女十一名演员各司其职，生旦丑净角色扮演生动形象，再现了民间戏班子登台演出的场景。
木雕观音像（宋）。宋代木雕造像技术已达高峰，佛教菩萨像尤其突出，这尊菩萨呈现出温柔慈祥的女性形象。
明仿宋针灸铜人。通高213厘米。针灸疗法包含针法和灸法，但多数人因图谱难绘只记灸法而不记针法。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太医王惟一主持制作了两件带有经络穴位的铜人模具，并写成《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两件铜人一置太医院，一置相国寺。凡太医院针灸科学生考试，就用铜人进行实际操作以定成绩。后相国寺铜人毁于战火，运至大都的太医院铜人因长期使用磨损，元明两代曾多次翻铸。此件是明正统八年(1443）仿宋代铜人重新铸造的。
《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北宋）。这块供学习观摩《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石碑，原与铜人一道均立于汴京（开封）大相国寺仁济殿石壁堂，元朝初年被运往北京，明代被充作砖石砌入北京城墙，1971年拆除北京明城墙时被重新发现。
水运仪象台（按1:5复制）。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北宋时期由苏颂、韩公廉等人发明，以漏刻水力为驱动，集天文观测、天文演示和报时系统为一体。
青铜火铳（元）。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尾部口径7.7厘米。重6.94千克。铳身阴刻“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元至顺三年即公元1332年，这是现存有纪年可考的火炮。
海船纹青铜镜（宋）。直径17.3厘米，边厚0.6厘米。镜背图案以海波纹为底，起伏的波涛中有一条桅杆高耸的海船正在行驶，船上人物清晰可见。镜钮上方篆书铭文“煌亟昌天”，是祈祷皇天保佑出海者平安的意思。
毕昇活字版复原模型。毕昇（?～约1051年），徽州（今安徽歙县）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阿拉伯数码字铁方盘（元）。阿拉伯数码字是现在通用的阿拉伯数字的前身。这件方盘为正方形，上有6行6列共36格，组成六阶幻方：任意行、列、对角线的6个数字相加都是111，而且第一行和第六行中六个数的平方和都等于3095，第一列和第六列中六个数的平方和都等于2047，这是2次幻方。中间的四行四列，任意行、列、对角线的4个数字相加都是74。这是4阶幻方。幻方又叫魔方或纵横图，当时被用于镇宅辟邪。
《马可·波罗行记》（法国沙海昂注本）。马可·波罗（1254～1324）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旅行家、探险家，他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17年后返回威尼斯著成此书。书中记录了中亚、西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情况，其中对中国的叙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
铜壶滴漏（元）。通高264.4厘米。这是一套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由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四个铜壶组成，壶壁分别铸太阳图、月形图、北斗七星图、八卦图。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在日、月、星壶的底部各有一个出水龙头。受水壶壶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铜尺前放一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称作浮舟。使用时，日壶的水以恒定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之水滴入星壶，星壶上部有一个小洞，如果月壶滴下的水多了，多余的就从小洞流出，使星壶的水量保持恒定，以便均匀地滴水给受水壶。受水壶中的水逐渐增加，浮舟便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上的刻度对照，便可观察时间。这件滴漏从元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制成一直使用到公元1900年前后，历时近700年，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铜壶滴漏。
★第八部分★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分为九个单元。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王朝体系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其鼎盛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也呈现出超越前代的繁荣。但中国这一农业文明古国，正与后起的工业文明大国悄然拉大差距，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明太祖朱元璋制订新律例，改革政治、军事和监察制度，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和监察大权于一身，使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重点文物：《大明律》（明）、北京宫城图（绢本设色）。
明朝初年，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行业内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若干变化，崇尚奢华、追求个性成为一时风尚。重点文物：河防一览图卷（绢本设色）、甜白釉暗花三系罐（明）、青花缠枝纹贯耳瓶（明）、嘉靖成化斗彩花蝶纹罐（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明）、皇都积胜图（明，绢本设色）、南都繁会图卷（明，绢本设色）、漳州窑白釉释迦牟尼坐像（明）。
公元1405—1433年，明朝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下“西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明代与朝鲜的关系密切，与日本的关系因倭寇的侵扰以及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而受到破坏。从16世纪开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陆续东来，中西方文明开始直接碰撞和交流，中外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内容。重点文物：郑和铸铜钟（明）。
清朝是由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至清末宣统皇帝溥仪，历经近300年。清前期指公元1644年清朝入主北京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清朝从开基创业、建立中央政权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阶段。重点文物：“皇帝之宝”玉印（清）、平定准噶尔图卷（清）。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和破坏。随着战火平息，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措施，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显著发展，超过前代。重点文物：乾隆年云南“布政使司颁发遵照”（清）、乾隆霁青金彩海晏河清尊（清）。
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严格控制中外通商和民间贸易往来。康熙年间统一台湾后，清朝开始择地开放沿海通商口岸，又设立“公行”，专管对外贸易。自此至19世纪初，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等大量出口，远销欧美，并长时间保持出超；与朝鲜、日本、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周边国交往频繁。18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先后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当时乾隆帝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正在拉开差距，清朝处于“落日的辉煌”之中。重点文物：聊斋图说图册（清，纸本设色）、孝端皇后凤冠（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明）、黑漆描金龙纹方角药柜（明）。
明清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一批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家、讲求经世致用的科学家和极具个性的文学家、艺术家。当时，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对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为了“求强”、“求富”，洋务派官僚和早期的民族资本家购买外国机器设备、聘请外国技师，兴办了轮船、铁路、机器矿冶、机器纺织、电报、电话、银行、邮政、水电等新兴事业，新式学堂、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和出版社也开始出现。在文学上，讽刺官场和洋人相勾结的谴责小说盛行一时，林纾、严复等人翻译的世界名著使人耳目一新。介绍数理化和声光电的近代科技书籍也大为流行。重点文物：大龙邮票（清）。
自19世纪40年代起，西方列强连续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犯，清朝日益衰败。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1年，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得到了全国响应，南方各省相继光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宣告清朝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封建王朝的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国博2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1件在这里：明孝端皇后凤冠（九龙九凤冠）。
皇史宬金匮（明清时期）。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于“石室金匮（guì）”的传统，石室指石头修筑的房子，金匮指金属包封的柜子。皇史宬（chéng）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金匮制作时以楠木为主材，外包鎏金铜皮并錾刻云龙纹图案，里面饰以万寿滕花黄绫。
大明律（明）。明代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经验和教训而制定的法令条例，共30卷，460条。
“锦衣卫”木印（明）。通高4厘米，宽11.5厘米，厚1厘米。锦衣卫设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原为执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后为加强专制统治，下设专门的法庭和监狱，对臣民进行控制和镇压。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明）。宽12厘米，高14厘米。铜牌一面为“令”字，另一面为“肃字肆佰陆拾肆号，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字样。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全国设13个承宣布政使司，管一省民事；设13个都指挥使司，管一省军事。在重点防卫的北方地区多设了大宁都司（后改称北平行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和山西行都司。在西北地区和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增设了陕西行都司（治今甘肃张掖）、四川行都司（治今四川西昌）和福建行都司（治今福建建瓯）。另有一个中都留守司，设于“龙兴之地”安徽凤阳。这块铜牌是大宁卫士兵夜间巡逻佩带的证件。
“皇城校尉”铜牌（明）。宽10.5厘米，高12.9厘米。刻有“校尉”和“凡遇直宿者悬带此牌，出皇城四门不用”字样，是明朝洪武年间皇城校尉（武职卫士）出入皇城的凭证。校尉原指明代皇帝的扈从卫士，专门掌管卤簿仪仗以及传达皇帝指令、传唤官员拜见皇帝等事。洪武十五年（1382）后隶属于锦衣卫。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设立东厂，其爪牙也称校尉，具有皇家禁卫和皇帝私人秘密警察的双重身份。成化、正德年间（1465—1521）设立西厂，西厂校尉以内廷禁军的身份横行天下，名声远在东厂校尉之上。厂卫校尉不仅横行于京师，还常常被派到京外明察暗访，踪迹远及边邑、村镇。“皇城校尉”铜牌与明代厂尉制度有关，是明代黑暗政治的见证物之一。
“九宫长随”牙牌（明）。宽5.2厘米，高14厘米。这是宦官“长随”出入宫禁的通行牌，以象牙刻制，可悬挂于腰间，以备查验。明代皇城门禁森严，有严格的检查制度。宫禁出入牌有的用牙制，有的用铜制，牌上刻有使用说明，有的还铸有佩带者姓名。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代，皇帝比较勤政时，太监只是在宫廷内打杂，权力并不大；如果皇帝不理朝政、偏信身边的太监，太监的权力就可能急剧膨胀，为害一时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阉党宦官，就是腐败政治的典型反映。
北京宫城图（复制品）。明初北京城的俯瞰图。最下方为北京城墙和丽正门（后改名正阳门），往上依次为大明门（今已不存）、承天门（今天安门）、端门、午门、奉天门（今太和门）和玄武门（今神武门），还有承天门外的金水桥、华表和石狮。金水桥旁穿红袍的人，可能是紫禁城的主要设计者蒯（kuǎi）祥（1398—1481）。他参加或主持天安门等多项皇室重大工程，于景泰七年（1456）升任工部左侍郎，以工匠出身而得高职，在古代筑史上颇为罕见。
《河防一览图》（复制品）。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组织编绘，翔实记录了黄河和运河险要地段的灾害发生年代、治理过程和防范方法，为后人提供了治理黄河的经验和借鉴。
青花海水云龙纹扁瓷瓶（明·永乐—宣德）。高45.8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14.8厘米。瓶腹两侧饰满青花海水，各有一条白龙扬爪腾身，出没于惊涛骇浪中。
五彩鱼藻纹盖罐（明·嘉靖）。高46厘米，口径19.8厘米，足径24.8厘米。颈部绘有一圈变形莲瓣纹，腹部八条红彩鱼姿态各异，穿梭于水藻之间。五彩瓷器因色彩繁多，烧制难度大，成品率极低，但嘉靖年间的五彩瓷器却产量很大，而且十分精美。这与嘉靖帝尊崇道教、深信五彩辟邪有关。
“大明通行宝钞”（明）。纵34.1厘米，横22.2厘米。钞票边框为龙纹花栏，横标“大明通行宝钞”，两端护以火焰纹。花栏内上框印面额“壹贯”二字，中下印有十串钱贯图案，左右篆“大明宝钞、天下通行”8字；龙纹花栏内下框印“户部奏准印造”及“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贰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日”。四边框内印缠枝海水，每边印龙一条。
江千里制黑漆嵌螺钿执壶（明）。通高35厘米，口长7厘米，宽6.3厘米。壶身造型修长，四面开光，嵌以红玛瑙、珊瑚、绿松石、螺钿，构成一幅精致的花鸟蝴蝶梅花图案。壶底嵌“千里”二字。螺钿是用贝壳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镶嵌在髹漆器物之上的一种装饰技法。明代漆器处于发展黄金期，涌现出一批制漆名匠，扬州人江千里（字秋水）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有“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二瞻”是新安派名画家查士标的字，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并不多见。
阿拉伯文带座铜炉（明）。高12.3厘米，宽21厘米，口径13.5厘米。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一组意为“安拉，唯一真主”，另一组意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底座呈荷叶形，下有楷书“大明正德年制”。明代佛道并行，但正德皇帝（明武宗）却信奉伊斯兰教，并有一个阿拉伯文名字“妙吉敖兰”（意为安拉的荣耀）。在此背景下，正德一朝广造阿拉伯文铜器，赐予国内清真寺。
白釉释迦牟尼坐像（明）。高62.6厘米，底座长25.2厘米，宽21厘米。这是一件有确切纪年和工匠署名的明代漳窑精品。漳窑是漳州地区的一处明清瓷窑，曾以烧制米黄色釉瓷器而著名，由漳州月港销往海外。清朝初年因严厉的海禁政策，月港连同漳窑古窑址逐渐湮没无闻。这件瓷像的款识“漳州府东溪乡”，为研究漳窑烧造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孝端皇后凤冠（明）。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径23.7厘米，重2320克。以漆竹扎成帽胎，以丝帛为帽冠面料。前部饰有九条金龙，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凤冠主人为孝端皇后（王喜姐），因生前无子，引发了一场立长子朱常洛还是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的“国本”之争，对明末政局影响甚深。
郑和铸铜钟（明）。高83厘米，口径49厘米。重77千克。明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为祈求出海航行平安铸造此钟。钟体肩部铸十二组相连云气如意纹，下有一周八卦纹，旁铸“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腹中部为云水波浪纹，下部为一周铭文“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
“大政殿宝”玉印（清）。大政殿是清沈阳故宫的建筑之一，努尔哈赤、皇太极曾在此处理政务。
“皇帝之宝”玉玺（清）。通高16.1厘米，边长16.1厘米，钮高9.8厘米。阳刻汉、满文“皇帝之宝”。此印在颁发诏书时使用，是皇权的象征，当初放置在故宫交泰殿，由专门机构尚宝司管理。
五世达赖铜鎏金像（清）。五世达赖名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清顺治九年（1652）应请率侍从3000人到达北京，与顺治帝在南苑相会，居住在专为他修建的黄寺。次年在返回途中接到顺治帝颁给他的金册金印，被正式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钦定西藏章程（复制品）。清政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关于西藏地方政治和宗教制度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主要内容包括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各级地方官员及管事喇嘛，都归驻藏大臣管辖；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时的“金瓶掣签”仪式，也要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进行等。
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清）。高31.3厘米，口径25.1厘米。这是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陈设品。外壁施霁青色釉，以金彩绘蕉叶、缠枝花卉等纹饰，肩颈之间雕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近足部饰粉彩仰莲纹及联珠纹。外底有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蕴含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海晏堂是圆明园西洋楼最大的宫殿，楼前喷水池有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海晏堂也沦为废墟，但幸运的是，室内陈设的两件瓷尊被保存下来，此为其中一件。
大龙邮票（1878年）。长2.55厘米，宽2.25厘米。中国第一套邮票。图案中间是一条巨龙形象，衬以云彩。上边框内横列英文CHINA，下边框内是表示面值的英文CANDARIN（S），左右上角分列“大”和“清”二字。1878年清政府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登州、九江、镇江海关设立书信局，兼收民信，开始发行邮票。1896年正式成立大清邮政局。
前后5个小时，“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参观结束。稍事休息后前往北区展厅，参观“复兴之路”部分。
“复兴之路”展现了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多年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概貌。加上“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揭示了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重点文物：国印、国旗、共产党宣言、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诏书、董希文布面油画《开国大典》（1953）、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签名册、红手印（凤阳县小岗生产队包产到户合同书）、邓小平拟定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提纲手稿（1978）、北京奥运会珠峰火炬传递火种灯、神舟五号返回舱等。
圆明园海晏堂前的鼠首、兔首。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法联军掠走，法国皮诺家族捐赠。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这是英法美俄侵略军发布的分区占领北京告示。
雕塑“苦难的中国人民”（李向群，2009）
“坎”字义和团牌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玉玺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宝剑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大清受命之宝”玉玺。汉满双语篆刻，表示大清皇帝受命于天的正统身份。
北京大学学生在街头演讲时用的布旗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出版的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及创办的《共产党》月刊
中共二大通过的共产党宣言
遵义会议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立下的校训“实事求是”
雕塑“艰苦岁月”（潘鹤，1956）
曾松联设计的国旗原稿。在最大的五角星中，原先设计了镰刀斧头。因苏联国旗也有镰刀斧头，为便于辨识，定稿后去除，显得更加简洁明快。
国徽
国歌
新中国成立之初使用的中央人民政府木牌
抗美援朝战争时志愿军战士挖坑道用的圆锹
上甘岭阵地上保留下来的满是弹片的一铲土
黄继光牺牲时所在地堡上的一段横木
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篇篇解说，令人感慨不已，思绪万千，中国发展到现在，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纪念银盾。1957年越南、柬埔寨、印度、苏联、波兰等欧亚11国驻华使馆联合赠给周恩来总理的礼物。
树皮画。1957年1月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访华时赠送的礼品。
人物花瓶。1964年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华时赠送的礼品。
中美联合公报标准版底稿（原件存外交部档案馆）
美国宇航员从月球表面取回的碎片及当时带入太空的美国国旗。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委托国务卿基辛格送给毛泽东的礼品。
冲破“两个凡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拟定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提纲手稿（1978）
基本陈列参观结束后，距闭馆还有一个多小时，走马观花看了两个专题展览“数说犀尊”和“中国古代玉器”，以及临时展览“中国白——德化白瓷展”。这三个展览都在北区，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到更多文物。
“数说犀尊”展览以一物一展的形式，全方位解读国宝级文物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从出土经历、功能特点、铸造和装饰工艺、造型美学等方面，深入了解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
通过可视导览器，可以和2000余岁的文物“对话”，了解它的前世今生。
这张古代犀牛分布地图，展示了犀牛在我国逐渐减少以至消失的轨迹，促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从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中国古代玉器”展览以“玉出东方”“玉礼堂皇”“吉玉琳琅”“琼华满堂”“镂冰雕琼”五个单元，480件（套）不同材质、造型、纹饰的文物，展示玉器从饰品到神器、礼器，再回归世俗，由帝王贵族专享到普及民间的发展轨迹，揭示中华玉文化丰厚的历史积淀、鲜明的时代特征、持久的创新精神以及永恒的艺术魅力。
璧（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璧是一种中心孔径小于外廓边宽的片状圆形玉器，是上古时代的玉制礼器之一。
玦形龙（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玦是有缺口的环。玦形龙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造型特征鲜明。身体蜷曲成椭圆形，头部较大，呈猪首形象，所以也称玉猪龙。
三牙璧（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牙璧以三牙居多，也有二牙、五牙等形态。此件扁薄，中部弧状凸起，外缘凸出三个齿牙。
五孔刀（新石器时代石卯文化）
戚（二里头文化）。边缘带齿状装饰的弧刃钺也称“戚”，是一种比普通钺更华丽、规格更高的礼器。
鸟纹石磐（商）。长26.5厘米，宽8.2厘米。两面纹饰相同，均为阴线刻凤鸟纹。凤鸟顶部有弧形冠，双翅并拢，尾端内卷，足直立。
兽面纹斧（商）。长10厘米，厚2.6厘米。斧身两面均饰兽面纹，口向下，头部有双角，下部两边各阴刻一弯弧形线。
龙形觽（战国）。觽（xī）是一种利用尖端来解结的实用工具，后拓展为解决困难之意。玉觽佩饰在商周秦汉流行，魏晋以后很少出现。
玉雕婴戏图饰（宋）。婴戏也称“持莲童子”“持荷童子”“化生童子”，与佛教有一定渊源，是祈愿生子的吉祥物。
蜜蜡群猴摘桃纹坠（明）。“猴”与“侯”同音，猴子摘桃源自白猿献寿、灵猴祝寿等典故，该件寓意官运亨通、长命百岁。
“六合同春”带銙（明）。又名“鹿鹤同春”。“六合”指天地四方（天地和东西南北），以“鹿”取“陆”之音，“鹤”取“合”之音，“春”之寓意取花卉、松树、椿树等，组合起来构成“六合同春”吉祥图案，意指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
飞天童子（辽）
“万松千峰”山子（清）
浮雕泥金坐佛饰（清）
描金御制诗花卉纹盖碗（清）。描金又称填金，在玉器上事先刻好线的沟槽中压入金丝或填入金粉，形成金玉辉映的华丽效果。
“中国白——德化白瓷展”，通过400余件（组）展品，展现德化白瓷的精湛工艺和丰厚的陶瓷历史文化底蕴。
“何朝宗”款观音像（明）。这是何朝宗的传世经典之作，代表明代德化窑的高超水平。观音趺坐于岩石上，盘左腿，右腿屈膝，双手藏于袖中轻轻放在左膝之上，呈自在观音姿态，舒适安详。背部刻有“何朝宗印”。
渡海观音（当代）
如意观音坐像（当代）。德化县陶瓷博物馆藏。观音右手持如意，象征事事如意。
鱼篮观音（当代）。脚踏鳌背、手提鱼篮的观音形象，来自菩萨点化的传说故事，寓意只要树立信心，就能得到菩萨帮助，同时也能影响周边的人们。
阿摩提观音（当代）。又称狮子无畏观音，形象为观音骑乘狮子，表示无畏之意。
绿度母（当代）。又称救八难度母。能救八种苦难，还能把“疑”转成智慧，有护持妇女幼儿的功德。
乐在其中（当代）
憧憬（当代）
天鹅湖（当代）
刘三姐（当代）。德化县陶瓷博物馆藏。身着素衣的刘三姐，清秀俊逸，超凡脱俗。
羊头双耳瓶（当代）。德化县陶瓷博物馆藏。
孔雀双耳瓶（当代）。德化县陶瓷博物馆藏。
难忘的一天！八个小时，近千件珍品，紧赶慢赶中观赏，如痴如醉中流连，恋恋不舍中离开。再见，国家博物馆，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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